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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誤判造成當事人二度傷害」中「警察」相關的解法整理

前言以全民司改運動第三階段解法報告作為例示

本篇解法報告要處理的是「司法誤判造成當事人二度傷害」這個司法問題。「司法誤判造成當事人二度傷害」這個說法是全民司改運動第一階段提出的問題,也是第二階段中,專家票選要在第三階段優先處理的四個問題之一 [1]。而「司法誤判」其實只是現象描述,因此在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司改會邀請專家與會,提出關於司法誤判的成因觀察。這些觀察由於沒有充足的經驗研究作為支持,嚴格講起來,算是待檢證的假說,有待進一步研究。而在在全民司改運動第三階段,我們同樣面對著不可能有資源進行大規模經驗研究的困境,而面對此困境我們暫時的解決方法是,盡量搜尋有沒有既有的經驗研究或資料可以來佐證第二階段提出的假說。不過在時間的限制下,搜尋必然是不完整的。而必須說明的是,由於台灣法界對於經驗研究並不夠重視,所以許多誤判成因找不到經驗研究,出現這樣的情形時,我們仍會尋找有無相關解法,但會在一開始時,說明目前找到的資料狀況。

在確認完第二階段提出的誤判成因分析假說是否有相關經驗研究或資料後,我們將接著探討解法。在第三階段,基於資源有限,我們只做到蒐集整理關於特定解法的既有文獻及資料,沒有自行進行經驗研究,也沒有透過訪談或會議,更完整地蒐集各方利害關係人對於不同解法的意見。不過藉由蒐集既有的文獻及資料,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某個主張是誰提出的,他的論據為何。而本報告有漏未搜尋到資料,或是引用的東西有問題,也可以明顯看出,較容易讓人檢視。

我們蒐集資料的範圍含國內及國外文獻,而與過去作法比較不同之處,在於:

  1. 我們引用國外文獻時,會多一些司法行為科學的研究。這是為了補充國內經驗研究的不足。從各類經驗研究來看,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的文獻,比司法行為科學更加重視特定的文化脈絡,重視人類社群的「異」,而非「同」,因此要引用來補充國內經驗研究,是非常困難而且也不合理。相較之下,司法行為科學較重視人類的普同性,常見的研究方法為實驗室方法。它雖然應用在實際社會脈絡中,有一定的侷限性,但對於了解人類行為有一定的啟發和參考意義。最後無論如何還是必須強調,任何國外的研究,都還是不能取代本土的經驗研究,也希望透過本文,讓大家能更重視並有意識地培養本土司法行為科學,以及其他的社會科學研究。

  2. 在討論要引入某個國外制度時,也蒐集國外對於這個制度的檢討。法學界導入國外制度時,常見只討論某個制度的規範上設計,但沒有介紹它實際上的運作情形。一個理念上再好的制度,如果實際上根本難以運作,那也沒有太大用處。而問題是,如果某個制度在台灣是要待引進卻尚未落實,那本質上就不會有這個制度在台灣運作情形的研究。那至少我們先看看有沒有文獻在介紹這個制度在國外運作的情形,由此了解在引入後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3. 一些在第二階段中提到的誤判成因,以現有的資料沒辦法找到有效的解法,關於這樣的情形,我們也會說明。而且這樣的狀況也需要大家有意識地面對,一起想想有沒有改變的可能。

考量到儘早讓官方有可以參考的版本,我們的解法報告沒有完整地完成,而是完成某些部分作為例示。我們原本的計畫是按照第全民司改運動二階段司法誤判成因分析的架構,去討論各成因可能的解法,但是在討論順序上我們會略為調整,從案件一開始的警察辦案相關誤判成談起,接著是檢察官、律師、法官,司法人員共通的誤判成因,我們會另外收在一起討論。另外有些檢警相通的部分,可能會在討論到警察辦案時,就會一起提及。討論完司法人員後,接著是鑑定相關的誤判成因,關於警察涉及現場或證物保全粗糙的問題,基於主題上的連續性,也會放到這裡一起談。然後是訴訟制度,最後是與社會相關的誤判成因之解法。而目前我們公布的報告只完成誤判解法分析中關於「警察」的部分,而「警察」有部分仍未完成。由於這些未完成的部分由於無礙於例示,所以我們仍公布報告。而為利之後官方繼續按照相關主題蒐集資料,我們也公布「警察」相關解法分析中,未完成之部分的大綱給官方參考。


解法整理

在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的成因分析中,花了相當的篇幅在講法官認定事實錯誤的問題,但是其實問題早在警察辦案的階段就出現了。在誤判的成因分析報告中,只花了很少的篇幅談警察辦案與誤判的關係,是嚴重不足的,因此在解法分析報告中,我們會就蒐集到的資料予以補充。

在全民司改運第二階段有提到,警察在訊問過程中如果使用了不當的手法,可能導致冤錯案,這樣的觀察應予以補充。關於警察辦案與誤判的關係,大致可分成以下幾個部分:錯誤自白(false confession)、證人錯誤控訴(false allegation)與錯誤指認(witness misidentification)、隧道視野(tunnel vision)及相關工作環境。

  1. 錯誤自白

    錯誤自白在此主要指的是嫌犯作出陷己入罪的錯誤陳述。錯誤自白的發生原因,大致可分成受訊問者本人的因素,以及情境因素。受訊問者本人的因素主要就是本人具心理弱勢(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ies)。心理弱勢大致可分成四大類:一、心智障礙(mental disorder),含心理疾病、學習障礙、人格失調(personality disorder);二、不正常的心理狀態,例如緊張、情緒障礙(mood disturbance)、恐懼症(phobias)、悲慟(bereavement)、酒醉、酒癮或藥癮的戒斷症候;三、心智功能(intellectual functioning),例如:邊緣性智商;四、性格(例如易受暗示性、順從、默從(acquiescence))(Gudjonsson, 2010)。除此之外,其實「年輕」(15歲以下)也是類似前述心理弱勢的錯誤自白危險因子(risk factor)(Kassin, et al., 2010)。這些的特徵或心理狀態容易使人在某些情況下提供不正確、不可靠或誤導的供述。如果警察在訊問時沒有注意到受訊問人有前述心理弱勢,就可能在訊問中引導出了錯誤自白而不自知。

    而情境因素主要指的就是訊問方式(Kassin, et al., 2010)。Chang (2016)研究2006年至2015年台灣死刑案件中的瑕疵,指出台灣的法律實務界重視供述證據,為了取得供述,有警察會運用不正方法取供,包括欺騙、刑求、威脅、疲勞訊問等等。施志鴻(2010)則以吳宅強盜案少年錯誤自白事件為研究個案,指出台灣警察有採用於形成有罪確信後,運用各種方式誘導、施壓,由此突破嫌疑人心防的訊問手法。這種訊問技術是雙面刃:在犯罪事實符合偵訊者預想的情形下,有利事實發現;然而若真實的犯罪狀況不符合偵訊者的預想又有造成錯誤自白的風險。

    一般人往往覺得一定是受到了常人難以忍受的壓力,無辜的嫌犯才有可能作出錯誤自白,但是其實並非如此 [2]。所謂的「施壓」不一定要用明顯暴力的方式,透過長時間訊問、封閉或不熟悉的空間感、強硬質疑、欺騙、不斷重覆問話等等形成心理壓力,都可能促成嫌犯自白。另外,除了透過負面的方式施壓,也可能透過類似正面激勵的機制引導出錯誤自白,如獲得承諾、感到被信任、早點離開。施壓和激勵也可以結合在一起,例如最大化和最小化策略[3]的併用(Kassin et al., 2010; Gould & Richard, 2010)。從錯誤自白的觀點來看,只要是可能由警察引導出錯誤自白的訊問方式,都是不當而應該改進的,並不必然要到達我國實務上所認定的「不正訊問」的程度。

    要改善警察辦案時發生嫌犯錯誤自白的問題,可以採用以下作法:

    1. 妥當的錄影

      目前台灣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一已經規定,訊問被告的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將訊問過程全程錄影,其實是監督訊問手法最基本的要求,因為由此才能在事後檢視訊問手法是否有問題。不過這樣的規定仍有所不足,分別說明如下:

      • (1) 訊前晤談是否應錄影

        在台灣最常見的爭議就是「訊前晤談」(在對被告正式進行訊問前的訪談或閒聊)是否算是正式訊問的一部分。目前台灣警界的實務,是不要求訊前晤談必須錄影。而關於訊前晤談是否應錄影,有的警察認為不適合,理由是這樣讓偵訊手法更欠缺彈性,或是這樣會讓被告焦慮而沒辦法與警察建立信任關係。不過也有警察認為應該,理由是這樣才能全面檢視偵查作為,同時也是保護警察。(李維凱,2008)

        關於訊前晤談是否應錄影,國外長期研究偵訊錄影的學者認為應該。Lassiter和 Lindberg(2010)指出,因為如果在正式錄影前警察已經和嫌犯演練過要怎麼講,嫌疑犯講陷己入罪的話就不太會有情緒。因此如果沒有真正全程錄影,容易讓審判者誤認為錄影中的自白是自願的。

      • (2) 錄影視角如何設定

        關於錄影視角如何設定的問題,在台灣目前還沒有引起太多討論。不過施志鴻(2010)在他《警察偵訊過程虛偽自白形成之研究》中已經指出,台灣常見以錄頭對著被告的錄影方式,應改為同時涵蓋嫌疑人及偵訊人員,以利觀察口語及非口語互動。這種錄影的視角同時對準訊問者及嫌犯(equal-focus)的錄影方式,也受到多位國外相關主題研究者的推荐(Kassin & Gudjonsson, 2004; Kassin et al., 2010; Lassiter & Lindberg, 2010)。

        前述主張是有實驗室研究的基礎。美國已有一系列的實驗室研究,指出所謂的聚焦觀點偏誤(camera perspective bias),也就是觀察者將視線聚焦在某個對象上時,會傾向將行動的原因歸究到於對象本身內在的因素。而因此鏡頭對準嫌犯的錄影方式,比起鏡頭對準訊問者或同時對準嫌犯及訊問者,會更容易讓觀察者認為嫌犯是自願自白而斷定他有罪。此假設已有大量的研究證實(Lassiter & Lindberg, 2010)。而且聚焦觀點偏誤,不只會出現在一般人身上(Lassiter, et al, 2001;Lassiter, et al., 2009),也會出現法官(受測的法官有的當過檢察官,有的當過律師),以及有豐富訊問經驗的執法人員身上(Lassiter, et al., 2007)。

        另外,比起錄影的視角同時對準訊問者及嫌犯(equal-focus)的作法,Lassiter等人更推荐採對準訊問者的視角(interrogator-focus perspective),不過這個作法目前還是少數說。採取對準訊問者的視角來錄影,理由一方面是觀察者可以更注意訊問者如何施壓(Lassiter, et al., 2002);另一方面則是避免觀察者無意識地過於聚焦於嫌犯的臉部表情,反而影響對自白內容正確與否的判斷。Lassiter和Lindberg (2010) 指出,人們往往以為自己能從身體語言看出說謊的徵象,但關於測謊的心理學研究指出,其實人們做不太到。而且甚至有模擬自白的研究顯示,當人們過度依賴視覺線索,特別是臉部表情來判斷錄影中的人是否說謊時,更容易判斷錯誤 [4]

      • (3) 縱使錄影仍有選擇性解讀的可能

        縱使再怎麼改善錄影方式,還是要小心人就是會有選擇性解讀的可能。Lassiter和 Lindberg (2010)以美國審判系統來說明,由於美國審判系統的對抗性質,當檢視錄影時,檢方就會去找可以定被告的證據,而辯方則會去找顯示被告無罪的證據。心理學上的研究指出,帶有不同期待的人看到的東西會不同,也就是會選擇性地擷取資訊。

      • (4) 有意規避仍難以防堵

        其實台灣台灣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一規定,訊問被告的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然而實務上卻硬是解釋成不含訊前晤談,這樣的解釋其實就有規避監督之嫌。而且如果警察真的有心要規避,方法太多了 [5]。舉例來說,就有警察認為將嫌犯帶上偵防車,在偵防車上晤談是偵訊的黃金期間(李維凱,2008)。如果在偵防車上的對談沒有錄下來,那除非當初在偵防車上的警察願意說出實情,又如何證明確有此事?

        另外,還有錄音或錄影中斷的問題。目前台灣已經有<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使用錄音錄影及錄製之資料保管注意要點>,都有規定錄音或錄影應偶發事項而中斷,於恢復訊問及錄音錄影後,宜說明中斷事由及中斷時間。而實務上遇到的困難是,如何判斷錄音錄影中斷是故意的,還是偶然發生的意外?目前實務的作法是若有出現此種情形,由法官勘驗錄音錄影 [6],或是指派一名監督人員重聽或重看[7],但這種作法並不可靠[8]

    2. 強化被告法律協助

      為了防止錯誤自白的發生,另一種作法是強化偵查中被告所能獲得的法律協助,讓被告能第一時間獲得法律諮詢、訊問時辯護人能在場、陳述意見,並確保檢警無不當偵訊作為。英國於1984年通過的PEACE法案,就規定須提供遭警察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犯(suspects in police custody),獲得法律建議(legal advice)的機會,以防免冤錯案的發生(Dixon, et al., 1990)。

      台灣目前已經允許偵查中被告委任律師(刑事訴訟法第27條),不過不是所有被告都會有律師。針對偵查中無律師的被告之協助,大概分成偵查中強制辯護,及偵查中的法律扶助兩大方向。台灣目前是採偵查中身心障礙而無法完全陳述者及原住民應受強制辯護(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4項),以及法扶偵查中第一次律師陪同到場(目前限於涉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遭到拘提、逮捕、聲請羈押的被告,以及沒有收到傳票、通知書,而臨時被要求接受偵訊的被告) [9]

      目前比較需要討論的就是:

      • (1) 偵查中強制辯護的範圍是否應擴大?學者何賴傑(2009a;2009b)就主張,我國審判中所有的強制辯護類型,亦應擴及至偵查中,不應只限於身心障礙或原住民。而且智能障礙者於羈押程序亦應受強制辯護。且目前為檢察官指定,為保障被告權益及避免檢察官角色衝突,應增加被告得向法院聲請指定。另於1999全國司改會議中,法官吳啟賓則認為偵查中應全面強制辯護 [10],德國學者Satzger也認為理想上應為如此(何賴傑,2009a)。

      • (2) 偵查中法律扶助的範圍是否擴大?以英國為例,他們是只要嫌犯在警局接受警察訊問,就有權獲得免費的法律扶助 [11]

      這兩方向的制度討論並沒有二選一的問題,因為有強制辯護還是可以有法律扶助,兩者的考量出發點有所不同。強制辯護比較是從國家對弱勢被告的照料義務出發,在設計上更為強調公益性、被告的程序權保障及違反效果(何賴傑,2009a;何賴傑,2009b)。而法律扶助其實是從對窮人的慈善行為發展出來的,雖然在近代結合了人民接近正義的權利(right to access justice)(Breger, 1981),但是比較接近人民得尋求的資源,而非程序上必然的要求。

      在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就有討論強化偵查中強制辯護和法律扶助的議題。反對的理由主要是:(1)若將現行審判中的強制辯護案件擴充至偵查中,偵查中罪名浮動,警察難以於偵辦之初就知道某個案件是強制辯護案件。而如果偵查中未予選任辯護人,整個偵查程序都不算、蒐集之證據均違法,嚴重影響偵查之效果;(2)擔心辯護人影響偵查之進行。 [12]

      另外,無論強化偵查中之強制辯護或法律扶助,其實關鍵都還是資源有限 [13],到底國家社會願意投入多少資源在這部分。

      關於前面所提到的(1)、(2)兩點反對意見,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中,支持強化偵查中強制辯護和法律扶助者,沒有對此進行深入的回應,主要仍是強調防止不正取供、被告人權保障的優先性 [14]。但是從文獻上,可以看到得以回應之處:

      • (1)針對強制辯護案件警察難以判斷的問題:按照德國偵查中強制辯護制度,負責判斷是否為強制辯護案件者為檢察官,而且也是從檢察官認為被告涉及應受強制辯護之罪時,始須為被告指定強制辯護(何賴傑,2009a)。因此判警察應有之作為乃是遇有疑問時,請示檢察官而非自行判斷,而且也不是事後由法院認定的罪名去回推偵查中被告是否應受強制辯護。

      • (2)針對辯護人影響偵查:這其實需要先回到事實面來了解。根據胡僑芯(2010)對警詢程序中辯護權的初探性研究,針對訊問中辯護人在場的部分,她訪談了10位偵查人員,只有3位表示有遇過辯護人陳述意見,2位遇到爭執罪名的認定,1位表示遇到辯護人意圖暗示當事人小心回答。只有2位偵查人員表示曾遇過偵查人員與辯護人發生衝突,但衝突中雙方都相當自制。據胡僑芯的觀察,基本上偵查中偵查人員仍是佔相對主導優勢,辯護人對偵查人員對被告的詢問,基本上都相當尊重。

      比較受偵查人員擔憂的其實是,訊問前嫌犯與律師間的晤談。偵查人員一致反對嫌犯與辯護人秘密晤談,因為擔心辯護人協助串供滅證,或指導嫌犯隱匿案情。而9位受訪律師除了兩位之外,其餘都認為晤談必須不受偵查人員監控,嫌犯在心理上才會比較願意信任律師。

      從相關研究來看,偵查人員對隱匿案情的擔憂可能比較有依據的,但緘默權的行使或自白與否,卻可能是個遠比偵查人員想像的還要複雜的議題。雖然目前台灣沒有可資參考的經驗研究,但是國外的研究顯示,有法律顧問在場的情形,嫌犯選擇保持沉默或拒絕自白確實比例較多,然而該研究因為其研究上的限制,沒辦法解釋這個現象。因為在研究中可能的共變項目太多,案件的嚴重度、證據的強度、嫌犯本身的主導(Pearse & Gudjonsson, 1997) [15]。另外,無辜者也可能選擇保持緘默,理由可能是:對警察偵訊的不信任,擔心所說的話被扭曲;為了保護其他人;不想承認自己有做一些並非違法但不道德的事(Greer, 1990)。最後,在考量到可能存有非正式的訊前晤談的可能,訊問嫌犯與律師間秘密晤談也有其重要性。在英國就有冤案是警探在正式訊問前就先告訴嫌犯,他們已經知道一切的真相,他逃不掉的。律師沒有在正式訊問前與嫌犯先秘密晤談,在正式訊問且律師陪同在場時嫌犯就自白犯案。在偵訊結束後有機會跟律師秘密晤談時,嫌犯就撤回自白,並告訴律師這一切。結果因為自白已作出,後來仍判有罪。最後因為DNA證據才成功翻案(Gudjonsson & Mackeith, 1994)。

      關於嫌犯與律師間秘密晤談與串供滅證間的關係,我們目前找不到相關經驗研究。不過從強制辯護或免費法律扶助的實況,或許可以間接推測,在非受被告給付金錢而提供法律服務時,律師可能欠缺協助被告串供減證的動機。首先,在律師倫理上很明確地規範律師不得協助串供滅證,否則不僅是受懲戒,也可能遭受刑事追訴(林裕順,2009)。再者,無論是美國、英國、德國或台灣,法扶律師、公設辯護人或是受指定為被告辯護的律師,很大的問題都在於未積極為被告辯護(林意淳,2009;何賴傑,2009a;Pearse & Gudjonsson, 1996; West, 2010)。在連積極辯護都存有問題時,其實很難看得出律師會有動機去協助被告串供滅證。

      事實上關於偵查中的法律協助,最大的問題不是在於辯護人影響偵查,而是制度未能發揮預期的效果。制度未能發揮預期的效果包括兩個部分,第一是偵查人員的抵制與反彈,第二是辯護人未能實質辯護。這部分的討論很重要,但礙於來不及閱讀及整理相關資料,暫不處理。

    3. 弱勢受訊問人的協助

      前面提到,出現錯誤自白有一個重要的面向:受訊問者的心理弱勢(Gudjonsson, 2010)。警察遇到具心理弱勢的受訊問者時,如果沒有辨識出來,仍然採用一般的訊問方式,容易因為不理解心理弱勢者的特殊性而認為他不配合、在隱匿犯行,甚至因此採用不適當的訊問方式而引導出錯誤自白。例如Clare和Gudjonsson(1993)的研究就指出,輕度學習障礙(mild learning disabilities)(IQ介於57-75)相較於對照組(IQ介於83-111)有更高的易受暗示性、更容易虛構內容或順著對方的話回答。Finlay和Lyons (2002)的研究則指出,心智遲緩(mental retardation)者順著對方的話回答說「是」,不見得是性格上的順從,而可能是對他來說句子太複雜難以理解。O'Mahony等人(2012)也從警察訊問技巧的角度指出,若警察懷疑心理弱勢者說謊,直接質疑他時,心理弱勢者可能就順著警察對案件的猜測來回答。另外,受訊問者的心理弱勢,其實也不只限於在嫌犯身上是個問題,證人和被害人也是如此。因為只要是弱勢受訊問者,都會有欠缺應付訊問之能力,以及容易提供警方錯誤資訊的問題(Gudjonsson, 2010) [16]

      為了避免錯誤自白,就需要提供警察與弱勢受訊問人必要的協助。而在提供協助前,最重要的關鍵就是辨識出誰是弱勢受訊問人。而在辨識出來後,我們目前在文獻上查知有兩種可能的協助方式:適當成年陪同者(Appropriate Adult)的在場及溝通中介人(Intermediary)的在場(律師在場也算,但前面談過了)。

      • (1) 辨識弱勢受訊問人

        辨識弱勢受訊問人是最困難,實務上最容易出問題的地方。目前台灣的警察有難以辨識弱勢受訊問人的問題(施致鴻,2010),實務甚至在解釋上認為要「完全無法陳述」才需要為受訊問人指定律師 [17]。而且不只是台灣,英國強調要重視弱勢受訊問人的辨識,但實務上英國警察還是會遇到不容易辨識的問題(Young, et al., 2013)。

        關於強化弱勢受訊問人的辨識,最基本的其實就是提供方便警察使用的問卷、受訊問者的自評問卷,並搭配教育訓練(施志鴻,2010;O'Mahony, et al., 2011; Young, Susan, et al., 2013)。另外,直接由熟悉心理弱勢的專家協助評估也是一種作法。在英國「溝通中介人」(intermediary)(本文之後會說明)可協助評估(O'Mahony, et al., 2011)。另外,在英國的警察局因配有健康照顧專家(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可能是醫生或護士),也有研究者呼籲應健康照顧專家應積極協助警察辨識弱勢受訪者(Gudjonsson, 2010)。英國的警察局會配有健康照顧專家,是因為他們設有警察拘留(police custody)制度,為了確保遭拘留者的身心健康,因此設有健康照顧專家(Payne-James, et al., 2010)。在台灣由於沒有警察拘留制,在警局沒有設置拘留處所,所以也沒有在警局配置健康照顧專家。但是如何結合在地的健康照顧資源,協助警察辯識心理弱勢受訪者,或許是個值得思考的議題。

        除了由熟悉心理弱勢的專家協助評估之外,心理弱勢者支持團體對於心理弱勢者其及家屬的培力與資訊提供,也是另一種作法。在台灣像智障者家長總會就是提供智能障礙者涉犯刑案時,家長可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及智能障礙嫌疑人之殘障手冊趕至警局,向製作筆錄之警員表明受訊問人有智能障礙 [18]。而英國也有心理健康支持團體也有在網站上提供相關知識,告知有心理健康問題者,在警局要主動告知警方自己的狀況[19]

        最後要說明的是,到底如何有效辨識弱勢受訊問人,會是個持續的難題及持續發展中的議題(O'Mahony, et al., 2011),調查的問卷內容以及培訓,勢必要隨著司法行為科學的最新發展作調整。而另一點更加麻煩的是,關於心理弱勢者的具體表現可能隨著社會、文化而有所不同(Lopez & Guarnaccia, 2000),關於台灣本土化知識與辨識方法的累積也是必要的,不可能光引進國外最新資訊就可以解決問題。

      • (2) 適當成年陪同者(Appropriate Adult)

        英國於1984年通過PEACE法案(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法案中為了確保嫌犯在警察限制其人身自由時,得有效行使其權利,而設定了多個保護措施,其中一個就是「適當成年陪同者」(以下簡稱「成年陪同者」)。PEACE法案要求,警察訊問成年心理弱勢者或是未成年人 [20]時,須有成年陪同者在場。為了保障遭拘留或訊問之未成年人及弱勢成年人的福祉與權利,成年陪同者負有支持、建議[21]、協助遭拘留或訊問之未成年人及弱勢成年人之責。成年陪同者也須觀察警察是否以合適的方式對待未成年人及弱勢成年人,而若不是如此的話,則須告訴他們。此外,成年陪同者也須協助未成年人及弱勢成年人與警察進行溝通。成年陪同者可能是被告的家人、朋友、社工、慈善工作者或其他專家(可能付費或是志工)[22]

        在台灣類似於成年陪同者制的是輔佐人的相關規定。關於弱勢成年人的陪同,最早似規定在1997年4月18日全文修正的「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23]第57條「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於身心障礙者涉案或作證時,應就其障礙類別之特別需要,提供必要之協助。」之後刑事訴訟法於86年12月12日作搭配性修法[24],增訂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智能障礙而不能為完全陳述者,應有輔佐人陪同在場。雖然從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57條原本的規定中,對於身心障礙者於刑事訴訟制度中的必要協助,沒有特別排除偵查程序,但是由於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1項規範的輔佐人在場制,僅限於審判中,因此出現了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輔佐人陪同在場的規定,是否僅限於審判中,還是也包括偵查中的爭議。另外,於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57條,並沒有限定僅智能障礙者需要受必要協助,但1997年12月12日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只提到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陳述者,應有輔佐人陪同在場。

        因為前述爭議,後於「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於2007年6月5日全文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25]時,將原第57條之內容挪至新法第84條,並將「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明定為「法院或『檢察機關』於訴訟程序實施過程」由此以強調偵查中亦有輔佐人陪同在場之需要。另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也於2014年12月30日將應受輔佐人陪同的弱勢類別擴大至所有心智障礙類族群[26]。單純從法條上來看,雖然台灣的規範相對簡略,但大致樣貌已然具備,剩下的可能比較偏向條文如何具體操作,或是視實務出的問題再作更細緻的規定。

        關於成年陪同者在場的效果,有研究者指出可降低訊問壓力、增加被告獲律師協助的可能,以及促使律師採取更積極的行動。不過成年陪同者在協助口語溝通上的功能則有限(Medford, et al., 2003)。另有研究者觀察到部分成年陪同者未受到適當訓練,而無法妥善地協助嫌犯,例如社工不了解自己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以及家屬的作為有時會違反受訊問人的利益,由此認為成年陪同者需要更多的專業化(Williams, 2000)。至於台灣弱勢成年人的陪同制度成效其及實踐問題之經驗研究及資料,目前我們只找到零星的討論:

        • a.檢警辨識弱勢受訊問人的能力不足(可參「辨識弱勢受訊問人」的討論)[27]
        • b.警察辨識出受訊問人是智能障礙者,但是沒有找與受訊問人熟悉的社工或教師來陪同[28]
        • c.刑事訴訟法第35條修正後,缺乏落實方法的研議[29],以及經費與人力配置(陳誠亮,2006)。
      • (3) 溝通中介人(Intermediary)的在場

        如前所述,雖然英國法上規定,成年陪同者負有協助弱勢受訊問者和警察有效溝通的責任,但實際上成年陪同者不見得具備這樣的能力。英國於1999年Youth Just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引入溝通中介人在場制,則是專門為了解決弱勢受訊問者和警察間溝通的問題而設置的。於該法中,溝通中介人原本只限於協助被害人或證人,直到2008-2009年的Coroner's and Justice Bill,溝通中介人制才擴及嫌犯的訊問上(O'Mahony, 2010)。

        相較於成年陪同者是為了確保弱勢受訊問人的權益,溝通中介人 [30]是中立的角色,他的任務原則上就只是協助兒童或弱勢成年人與警察、檢察官、法官等司法人員進行溝通。法律並沒有規定溝通中介人在何種情形下一定要在場,而是當有協助溝通的需求時,才請他到場協助。相較於成年陪同者可能只是熟悉弱勢受訊問人但未受過專業訓練的親人,溝通中介人必須是有經驗的專家。他們可能是語言治療師、心理師、教師、社工、心理健康專家,他們必須具備評估並支援溝通的技巧與專業。

        溝通中介人設置後,成效評估是相當好的。溝通中介人協助評估受訊問人的狀況、提供問話技巧的建議,協助司法人員了解受訊人的語言表達,有效地協助了溝通的進行(Plotnikoff & Woolfson, 2007; O'Mahony, 2010)。

        台灣目前關於溝通中介人的制度沒有正式設立,但是已經有法官嘗試引進專業人員陪同出庭協助兒童接受交互詰問 [31]

    4. 調查式訪談的建立

      台灣存有錯誤自白的情形,也與警察訊問方式有關(施志鴻,2010),但問題有多嚴重,目前存有爭議。主要的理由是目前關於台灣警察訊問實況的研究不足,另外透過訪談方式獲得的研究結果也認為,相較於美國使用的Reid偵訊技巧是強力偵訊,會給嫌犯很大的壓力,台灣警察未受Reid偵訊技巧的訓練,而且十分強調證據的重要性,因此不會強逼嫌犯自白(盧宜辰,2012)。

      這個說法從相對比較上來講,是合理的,但從防止冤錯案的角度來看,則是有問題的。最主要的麻煩還是在於我們前面談錯誤自白時提到的一系列問題:錯誤自白的形成分成受訊人的內在狀況和訊問情境兩方面。而警察在辨識弱勢受訊問人的能力是不足的,沒那麼強力但仍有一定壓力或具誘導性的訊問方式,可能就會讓某些受訊問人配合警察作出錯誤自白。因為目前台灣對於警訊研究的方法上 [32]問題,以下我們仍然只能以國外研究來作為佐證。

      英國因為冤錯案的關係,於1984年通過PEACE法案,該法規定警察問話時須全程錄音,並提供了關於嫌犯的問話指南,強調問話的目標是為了蒐集資訊,而非僅為了求取自白,因此要求避免使用壓迫性的問話技巧(Shawyer et al.,2009)。在警察問話方式有所改變的情形下,採用「訊問」(interrogation)的角度來理解警察的問話,就變得不足以掌握這個變動,因此以下我們改採「訪談」(interview)這個概念來掌握警察的問話。在PEACE法案通過後,有研究者就透過聽取錄音內容了解警察如何訪談嫌犯。Moston和Stephenson(1993)指出,從警察訪談錄音中可發現,警察較傾向採用非壓迫性的詢問方式,但是若是嫌犯否認涉案,警察就可能會採用數種勸誘式的問話方式(persuasive questioning)。勸誘式問話大致可分成欠缺證據下的作法,以及運用證據的作法。欠缺證據下的作法包括不斷重覆、沉默、指控嫌犯在說謊、評論嫌犯的肢體語言、訴求對被害人的同情。至於運用證據來勸誘嫌犯的作法,作者認為比較明顯問題的是運用證人證詞、共犯證詞,因為人的證詞本來就有可信度的問題。這兩種作法可以結合起來運用。Moston和Stephenson認為以上策略本身不是有效引導出自白的方法,因為基本上如果嫌犯否認後,不太會因為這些問話技巧而改為自白,但問題是許多明顯有問題的勸誘方式會發生在正式錄音之外,由此以規避監督。長期研究心理弱勢者的Gudjonsson(2003)則指出,警察辨識弱勢受訪者的能力不足,這類勸誘方式可能會引發某些具順服性的受訪者提供錯誤自白。而且採用這類的策略會導致難以判斷到底嫌犯的自白是否只是附和了警察提供給他的資訊,從而難以評估自白的有效性。

      除非暗地裡繼續使用當代已被認為明顯不當的訊問手法,不然法律上所允許使用的問話方式已經沒辦法有效使一般正常人自白。另外,如果遇到心理弱勢的受訪者,又可能會不小心引導出錯誤自白。如何發展新的有效蒐集高品質資訊的訪談方式,就成了重要課題。

      於是英國於1992年決定將調查式訪談導入警察實務工作中,也就是所謂的PEACE模型的訪談方法(Clarke, et al., 2011)。PEACE的訪談模型和傳統的偵訊方式在目標上有所不同,重點從求取自白轉向發現真相(Hartwig, et al.,2005)。PEACE訪談模型的理論基礎來自心理學,並結合調查實務作調整。PEACE訪談模型鼓勵警察採取開放態度並以合乎倫理的方式訪談嫌犯,目標是增加所蒐集之資訊的質與量。各階段的重點如下:

      • (1) Preparation and Planning:準備與計畫。訪談者必須在訪談前蒐集各種關於事件的證據及資訊,準備好要確認的主題、問題和細節。
      • (2) Engage and Explain:訪談開場、作各項權利的告知及說明訪談如何進行,並且也建立關係(rapport building)。
      • (3) Account, Clarify and Challenge:尋求受訪者的說明、澄清,以及挑戰受訪者的說法。在此階段鼓勵訪談者使用開放性問題,並有邏輯地組織主題。可使用談話管理技巧(conversation management)、認知會談法(cognitive interview)、積極聆聽(active listening)、建立關係(rapport building)、輪流對話(conversational turn-taking)等技巧來鼓勵受訪者說話,由此以蒐集正確詳盡的說法。
      • (4) Closure:總結訪談並請受訪者確認陳述內容。
      • (5) Evaluation:訪談者重新檢視訪談內容。(Clarke & Milne, 2001; Shawyer, et al., 2009)

      關於調查式訪談,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採用調查式訪談,真的較能取得真實自白或減少錯誤自白嗎?Meissner等人(2012)對既有文獻作後設分析(meta-analysis),區分出兩種訪談風格:控訴性(accusatorial)的訪談風格,與資訊蒐集性(information-gathering)的訪談風格。Meissner等人認為,沒辦法從田野研究中獲得明確答案,因為真實犯罪事件欠缺比較的ground truth(即真實犯罪事件的真相)。不過實驗室研究顯示,相較於控制組,無論採用控訴性的訪談風格,或資訊蒐集性的訪談風格,都可以增加從有罪者口中取得自白的可能性。而採用控訴性的訪談風格者同時也增加了從無辜者口中取得自白的可能性。由此可見採用資訊蒐集性的訪談風格較具診斷意義:它可增加真實自白的取得可能,又顯著地減少虛偽自白的可能。

      最後,將調查式訪談導入警察實務工作中,最大的困難在於如何教會警察訪談技巧,並讓他們將學到的技巧實際運用在工作之中。台灣警察教育並沒有針對如何進行訪談提供有系統的訓練(李維凱,2008;盧宜辰2012),而英國其實也有類似的情形,如何訪談嫌犯被認為沒辦法從教育中學到,只能透過經驗來學習,而一個好的訪談者就是能從嫌犯口中引出大量自白的警察(Moston & Engelberg,1993)。英國推動調查式訪談也是一個全新而且艱難的嘗試。1993年英國推動全國性的調查式訪談訓練,稱之為PEACE模型的訪談方法。受訓對象為具5到10年實務經驗的警官,另外也在警察內部設置評估與監督訪談嫌犯的機制。不過於1998年的數篇內部研究顯示,PEACE的訓練沒有發揮原本預想的影響效果(Clarke & Milne, 2001)。到了2001年Clarke和Milne(2001)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指出警察是否能有效發揮其所學的新訪談技巧,與所處的工作環境是否提供足夠誘因有關。而其中「監督」就是最重要的一項。監督者自身應該要受到充足的PEACE模型的訓練,而更重要的是,監督者必須自己要認為這是一件有高度重要性的事情。可惜的是,並非所有的監督者都受到充分的訓練,且許多監督者往往把這當作形式作業。

      另外,研究也顯示,雖然培訓後大致來說警察的訪談技巧有進步,但仍有部分訪談技巧有待強化,例如好的規畫(good planning)、傾聽技巧(listening skills)、建立關係(rapport building)。此外仍有不適當的問話方式在訪談中出現,例如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不適當的問題。警察運用訪談技巧的表現,在剛受訓完時表現最佳,而回到工作崗位上時,表現整體下滑,這樣的表現差異可能跟訪談技巧不容易實際運用在工作上有關。為了改善這樣的情形,英國於2004年又作了培訓方式的調整,稱之為5層策略(five-tier strategy),也就是為受訓者設立從入門到進階的5層次培訓目標,各層次有其標準與評估項目(Shawyer,et al., 2009)。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看出,要有效將調查式訪談導入警察實務工作,警察本身必須專業化,而且要有相關的配套。因為調查式談訪的技巧,不是那麼理所當然就會的,甚至跟一般人習於的問話方式不同。而且技巧隨著司法心理學的研究(新的訪談和測謊技巧),會持續更新。警察要熟習調查式訪談的技巧需要持續的培訓、監督、有督導(mentors)的協助、有合格的顧問(assessors)來評估警察的表現是否符合標準。這無可避免會朝向某種專業證照的形式發展(Williamson, 2013)。

      而在台灣,可以想見引入調查式訪談,除了需要思考專業化的成本與配套之外,還必須討論到警察工作的合理負擔與檢警共同24小時偵查時間的問題(施志鴻,2010;李文章,2015)。因為沒有做工作負擔的合理化,很難要求警察持續去受訓學習新的訪談技巧。而調查式訪談比傳統訊問方式更花時間(Clarke, et al., 2011),見實務上必然會認為檢警共同24小時的偵查時間太短,難以期待警察會採用更花時間的調查式訪談來問話。

  2. 證人錯誤指認與指控

    1. 錯誤指控的防免與辨識

      • (1) 證人訪談方法:
        • 認知訪談法(Cognitive interview)
        • NICHD
        • Forensic interviewer的運用
      • (2) 測謊(lie detection)
    2. 指認程序的改善

  3. 隧道視野及相關工作環境

    「隧道視野」(tunnel vision)意指對於犯罪嫌疑人帶有刻板的眼光,導致調查人員尋找且偏好使人入罪的證據,同時忽略且貶抑可能出現使人無罪的證據(Findley & Scott, 2006)。雖然沒有使用隧道視野這個用語來掌握台灣發生的冤錯案,但是一些關於台灣冤錯案的研究,有用不同的概念或是直接描述了警察陷入隧道視野的情形(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2002;施志鴻,2010;張娟芬,2013;李文章,2015)。

    關於如何減少警察辦案陷入隧道視野的作法,其實前面提到的調查式訪談,就是一種重要的方式(Findley & Scott, 2006)。以下將介紹其他相關改善方式。

    1. 自我檢視機制

      關於隧道視野的自我檢視機制指的就是,盡量透過某些機制或流程的建立,讓辦案的員警有意識地提醒自己,不要陷入隧道視野而不自知。目前我們查到的作法有提到:警察可將建構犯罪故事的思維過程文字化(含依據哪些證據而建構出該故事、證據的來源、可信度),並列出所有可能的故事版本。警察要留意蒐集與其對案件評估不一致的證據,可藉由發展checklists(表列要注意的事項並一一確認)以引導其之偵查。遇到複雜的案件時,可建構其他相對的故事版本,由反證角度證明原故事為假,以避免自我預言實現(Findley & Scott, 2006;施志鴻,2010)。不過這些提案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或能發揮多少效果,我們目前並沒有找到相關的經驗研究文獻。

    2. 內部批判性檢視機制

      除了建立辦案人員的自我檢視流程之外,另外就是在調查過程中,由另外一位或一組人員,負責批判性檢視辦案人員所建構的犯罪故事版本與證據,他們的意見是供辦案人員參考,並沒有強制力。據我們了解,目前在警察辦案過程設有這種批判檢視者(contrarian)的,有荷蘭及加拿大(Salet & Terpstra, 2014),而我們目前查到了關於荷蘭批判檢視者設置的成效研究。Salet和Terpstra(2014)指出,在荷蘭,某些類型的重大案件必須要有獨立於辦案團隊的批判檢視者(contrarian),來檢視警察辦案的狀況,以防止冤錯案的發生。不過實際上,部分批判檢視者與辦案團隊的領導者共享一個更大的目標:不只減少隧道視野,也防止其他錯誤並提升調查品質。在規定上批判檢視者是同警局中經驗豐富的調查人員,而且是偵查後階段才去檢視辦案團隊的成果。但實際運作上,批判檢視者多來自其他警察局。而於偵查開始48小時內就會開始動作,主要是聚焦於辦案人員對嫌犯的辨識有沒有問題。

      Salet和Terpstra(2014)指出,有的批判檢視者採取與辦案團隊關係比較密切的作法,也有的較保持距離。關係較密切者會參與會議,直接去犯罪現場、看訪談嫌犯的錄影帶。希望由此確切掌握辦案人員對案件的看法,並盡早參與決定的形成,由此避免錯誤發生。較保持距離的者在辦案團隊作成決定後才去檢視他們的決定。不會去接觸辦案團隊成員,只會提供團隊領導人關於調查主軸、如何保持開放態度的意見。採取較保持距離的作法是為了避免批判檢視者自己也陷入隧道視野,特別是警察有團結文化,批判檢視者如果在參與過程中也強烈地覺得自己必須協助同事破案,那就更容易與團隊成員一起陷入隧道視野。但採取此種作法的缺點在於,比較難了解在調查過程中由封閉心態產生的問題有哪些。目前多數的警局採取保持距離策略的作法。

      Salet和Terpstra(2014)認為,批判性檢視的影響力有限,但長期來看可能有逐步性的影響。Salet和Terpstra研究了26個個案中,他們發現批判檢視者對於假設、調查方法、證據的詮釋有影響,但是沒任何一個調查過程中的重大轉向可歸因於批判性檢視。而長期效應來看,則有報告書撰寫的更詳細、讓人強化對錯誤風險的意識、促進開放態度等好處。

      Salet和Terpstra(2014)也指出,在荷蘭也有警察懷疑批判檢視者的設置成效,質疑的點為:

      • (1) 資源有限,批判性檢視的效果有限,與其把資源放在這,不如放在其他實際的調查工作上。
      • (2) 有人認為批判性檢視促成警察文化上採取更開放和反省的態度,但也有人認為效果有限。

      關於批判檢視者設置的成效研究,或許是因為關鍵字設定的問題,我們沒有查到太多可資參考的文獻,看不出來相關制度如何設計是否已有定論。而台灣是不是也要設置類似的機制,目前只是在發想的階段(李文章,2015)。而說起來,在現行制度中,本來就已經有應該發揮類似批判檢視者效用的制度設計,那就是檢察官。因此如果要設置批判檢視者,可能同時一併要思考的是,檢察官檢視警察辦案是否陷入隧道視野的功能,如何能發揮作用?而如果要增設批判檢視者,他又如何能克服檢察官檢視機制的問題而發揮作用? [33]

    3. 所有偵查資料皆應向檢察官揭露

      依刑事訴訟法第2條,台灣的檢察官負有客觀性義務,無論有利被告或不利被告之處,皆須注意。由此可認檢察官負有檢視警察偵查作為之責,而非片面接收警察對被告不利的調查結果就起訴被告。然而檢察官檢視警察偵查作為之職責,卻可能由於檢察官沒有掌握警察手上所有的偵查資料和偵查作為,而遭到架空。

      在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我們訪談現職警察時,得知警察只會把有助於起訴被告的證據資料附給檢察官 [34]。但這不見得是有意要陷害被告,而是警察並不見得有意識到某項證據資料可能對被告有利,也不覺得是起訴被告所必須的證據資料。關於警察手上的偵查資料未完全移送給檢察官的爭議,曾出現在重大刑事冤案鄭性澤案中(張娟芬,2013)。

      國外文獻也有討論類似的問題。Zacharias和Green(2009)指出警察提供錯誤的證據或未確實提供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是使檢察官未能發揮檢視警察偵查作為的因素之一。Burke(2005)也指出,警察應向檢察官揭露所有的調查過程,以及在過程中所有的證據。

    4. 改善工作環境

      警察陷入隧道視野的問題,不只涉及個人因素,工作環境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因此要尋求隧道視野的改善,也要考慮工作環境的改善。

      • (1) 合理工作量

        Findley和Scott(2006)指出,美國警察可能陷入隧道視野的制度性因素之一是:被迫處理太多案件,而無法仔細調查。Ask和Granhag(2007)也指出,時間壓力會使人更加傾向選擇性處理資訊的,而且當決策會涉及選擇替代方案時,時間壓力會降低決策者的彈性。另外,時間壓力也會使人更傾向基於原先的信念或刻板印象,而非外來的資訊作判斷。他們並透過實驗室研究指出,這種狀況確實也會出現在調查人員身上。

        在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中,就有台灣的現職警察指出, 基層員警有嚴重過勞的問題[35]。這個問題不能單純視為勞動權益的問題,而也必須正視它與辦案品質的關係。不過我們在文獻整理上遇到的困難是,合理工作量是明確的目標,但是具體來講,哪些業務可削減、可移轉、人力配置要如何調整,我們目前沒有找到相關資料可供參考。

      • (2) 改善過於追求破案的行為誘因

        Findley和Scott(2006)指出,美國警察可能陷入隧道視野的制度性因素之一就是過度追求破案。他們指出,在美國對抗式司法體系產生的副作用,致使警察過度追求破案而非追求真相。上級或監督者也會以破案率來衡量警察的表現,並以此決定升遷。而更麻煩的是,警察的能力有限,但社會和媒體卻對他們施以不切實際的破案期待。

        台灣警察也有類似的制度性要素。李文章(2015)研究台灣偵查中出現的錯誤,認為與鼓勵警察追求破案的績效制度,新聞媒體、政治人物、上級長官壓力和被害人家屬給予警察的破案壓力 [36]。在破案壓力下,警察又必須在檢警共用的24小時內問完嫌犯蒐集好證據,否則就面臨依法必須釋放嫌犯的問題,因此破案壓力又受到檢警共同的24小時限制而增強。

        這些實際上的觀察,也受到實驗室研究的支持。Ask等人(2011)指出,人類的認知過程會受到目標很大的影響。在犯罪調查的脈絡中,警察的行為可能受到多種目標所激發,而這些目標彼此不見得相容。例如一方面要追求效率,盡快破案;另一方面要追求徹底仔細並正確,不能錯抓。透過實驗室研究,Ask等人(2011)發現,相較於重視仔細的規範,在重視效率的規範下,調查人員會加速判斷,同時也降低了對證據思考的深度。調查人員更易傾向採用刻板印象來看案件,而非徹底思考,這也降低他們對之後不同證據的開放態度。而且調查人員不見得會意識到,這類規範對他們行為的影響。也就是說,種種過度追求破案壓力,促成警察陷入隧道視野的過程,對於警察本人來說,可能是無意識的。

        就如同Ask等人(2011)提到的,警察組織本身負載著相互矛盾的規範期待,既要追求迅速破案,又要謹慎小心不能錯抓。這樣的矛質性質,幾乎可以說是這個組織的本質要素,不可能改變。因此只可能說在行為誘因上,盡量避免矛盾的要素失衡,使警察過度追求破案。

        台灣警察制度中,表現評量(performance measurement)制度是警察行為誘因中很重要的要素 [37]。具體來講,關於表現評量制度如何平衡於治安與人權需求,有以下討論:

        • a. 限時段、限案件類型的專案績效制度是否應廢除。

          專案績效制度指的就是,由警政署頒佈的重點工作目標,而這個重點工作目標會有特別的績效,各個警察局分局的績效也會受到評比。每個專案長則一個月,短則幾天。在司改會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中,就有現職警察指出,專案績效制度本身很不合理。因為怎麼有特定案件就剛好在這個禮拜發現、偵破?如果這段期間剛好那一類型的案件都沒發生怎麼辦? [38]

        • b. 如何改善數字導向加上重獎重懲產生的辦案行為扭曲。

          台灣的績效制度是數字導向加上重獎重懲,而這也造成了辦案行為的扭曲。於2002年監察院所作的「警察人員陞遷考核之專案調查研究」就已指出了這樣的情形,2004年銓敘部的「警察人員獎懲制度相關問題之研究 」。也指出同樣的問題。而令人遺憾的是,到了2016年,仍然有現職員警指出類似的問題。現職員警指出,長官會以案件發生數及破獲數的變化,要求基層員警提出檢討策進作為。而基層員警為了滿足長官對於數字的要求,只好用盡一切手段去操弄這些數字。 [39]

        關於績效與獎懲制度的改進建議,可以參考監察院(2002)的「警察人員陞遷考核之專案調查研究」,銓敘部(2004)的「警察人員獎懲制度相關問題之研究 」。國內關於檢討警察績效與獎懲制度的論文也相當多,至於國外文獻可參考Tiwana等人(2015)整理的書目 [40]

        由此可見,關於警察表現評量制度的問題,不在於沒有改革方案,而在於難以改動。關於警察表現評量制度為什麼難以改動,可能的原因如下:

        • a. 長期以來警察行為誘因嚴重扭曲,改了就喪失辦案動力。

          關於改革績效可能會使警察喪失辦案動力的憂慮,可見於2003年司改會舉辦之「推動警察績效考評合理化」座談會中 ,現職警官的發言 [41]。2005年台北市等部分警察局試辦新的績效評鑑制度,除了偵查績效外,加入針對偵查犯罪品質及民眾滿意度的評鑑、以單位而非個人為主的評鑑等等。然而問卷調查卻顯示,新的績效評鑑制度下出現員警辦案意願降低的情形(薛文容,2005)。

        • b. 外部壓力下,長官投民意所好以求表現。

          前述a中的問題,伴隨著長官投民意所好,力求表現而更難有所改革。長期關注台灣司法問題的陳瑞仁(2014)檢察官在<警察績效評比的七大惡果>一文中指出,台灣的政客以統計數字來宣揚自己的治安績效,並以此操縱警界。而在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中,現職警察受訪時也指出,專案其實主要是長官求表現,多數基層警察其實很反感。而長官重視專案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就是民眾用來檢視警察表現的方法,而且議員質詢時也會問到警察有什麼作為,專案在這個時候就可以拿出來講。 [42]

          在這樣的討論中,其實可以發現「數據迷思」可能存在於長官、政治人物的心中。而長官基於數據迷思,可能要求基層員警:「上週某案類發生數超過目標值,請提出檢討分析與策進作為。」而基層員警根本不知道要怎麼解釋這些數據,只要用盡手段去產出長官要的數據。 [43]雖然距離直接改變過度追求破案的行為誘因比較遠一點,但或許繞一點彎的改革可能有些幫助,那個改革就是:建立真正懂得應如何蒐集、分析、應用各種數據來協助治安維護的專家團隊。

          其實國外已有「立基於證據的警政」(evidence-based policing)這樣的想法。「立基於證據的警政」主張警察實務應採用那些在科學證據上被認為最能發揮成效的作法,特別是:(1)採用經科學慎密評估的執法技巧與作為,來引導決策;(2)藉由分析執法單位內部爭論和犯罪問題,來形成並應用分析性知識。而同時,如果經研究證明無效的作法,執法單位也不應繼續使用。採用立基於證據的警政需要蒐集關於犯罪、社區以及警察內部組織議題的資訊,並且有評估這些資訊的技巧和策略。積極採用立基於證據的警政之執法單位,會分配部分預算在研究及分析單位的活動和行為上,單位內部和外部的研究者彼此長期合作,而單位首長也可能積極運用這些研究成果,告知議會中的政治人物或政府為何應採用某些作法或如何分配資源(Lum, et al., 2014)。建立警政數據分析的專家團隊,可以說只是立基於證據的警政中的一部分,但或許從這邊開始,是改善台灣警界長官和政治人物迷信數字,並真正能基於數據來改善警察實務的第一步。而若要建立警政數據分析的專家團隊,既要注意理論 [44]與研究方法的訓練,也要注意研究的價值關連的問題。任何研究的出發點都會涉及某些價值的選擇,而在民主社會中,有些價值如正當法律程序、人性尊嚴和人權等等是不能夠忘記的[45]

      • (3) 改善過於封閉的組織文化


註釋

  1. 在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專家票選出四個要優先找解法的司法問題,這四個問題分別為:1.媒體與司法,包括「偵查中的不當報導,造成輿論公審」以及「媒體未確實查證做出錯誤報導,傷害司法與當事人」兩部分。2.民眾的司法觀念不足,包括「一般民眾不熟悉司法實務運作方式,產生誤解」以及「 遇到官司人民不知道該怎麼辦」兩部分。3.弱勢族群在司法中需要更多協助。4.司法誤判造成當事人二度傷害。參2016年月9日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的專家會議記錄(最後瀏覽日期:2017年1月2日)。而這四題原本是都要做解法的整理。
  2. 研究甚至指出,自認無辜本身就是錯誤自白的風險因子之一。因為無辜者覺得自己坦蕩蕩,什麼都不用怕,放棄各種法律上權利、對執法人員順從度高,縱使在警察那邊作出錯誤自白,也認為檢察官、法官或陪審團能還他清白(Kassin et al., 2010)。
  3. 最大化策略指:調查者傳達強硬的信念,告訴嫌犯他就是有罪的,而且所有的否認都是無效的。藉由指控或是念誦證據,將嫌疑犯的心理狀態從有信心轉為無助。最小化策略指表達出同理、理解嫌犯之意,說服他們「我也有可能這樣做」,或是把罪名盡量解釋到最輕(Kassin et al., 2010)。
  4. 另可參Snyder等人(2009)的研究。Snyder等人透過實驗室研究,指出架兩台攝影機照詢問者和被詢問者不見得比較好,不如一台攝全部或只攝訊問者。理由是架兩台攝影機,觀察者過度聚焦於嫌犯的臉部表情,反而影響對自白內容正確與否的判斷。
    Ratcliff等人(2010)也透過實驗室研究指出,觀察者是白人,訊問者是白人,嫌犯是少數族群時,採用鏡頭同時對著訊問者和嫌犯的方式錄影,觀察者仍會較傾向將嫌犯的自白視為是自願的而有罪。理由不是對少數族群的歧視,而是因為觀察者會不自覺地將焦點放在少數族群身上(不過如果是少數族群訊問少數族群,這樣的狀況就不會出現)。如果攝影機是只對著訊問者拍,也就可以在根本上避免因為某些因素,導致觀察者無意識地聚焦於嫌犯身上的問題。
  5. 企圖逃避全程錄音錄影的監督以取得供詞,並非台灣獨有,英國在PEACE法案通過後,也要求警察訊問過程應全程錄音,但是實務上發生許多警局外而不受控的訊問(Moston & Stephenson, 1993)。甚至也有警察在正式訊問前私下接觸嫌犯,告訴他警方已經知一切,他逃不了了,而讓嫌犯在正式錄音訊問時自白,後來由DNA證據才平反的冤錯案,參Gudjonsson和Mackeith(1994)。
  6.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944號判決:原判決已就邱○○之警詢錄音經第一審當庭勘驗結果,錄音帶之內容與邱○○之警詢筆錄內容大致相同,警員與邱○○時偶有以台語、客家語對話,且在詢問過程中,常可聽見有人在旁邊說話及走動的情形,偶於警員詢問邱○○,邱○○回答後,警員再提出問題前,雖有疑似錄音中斷之「喀嚓聲」,惟空白時間甚短,且邱○○之語氣於「喀嚓聲」出現前後並無極大差異,其於該警詢所為毒品來源之供述,均與錄音帶內容相符,是依據前開說明,本案製作筆錄警員之訊問程序雖有瑕疵,但此一瑕疵尚未達於可全盤推翻此份警詢筆錄證據能力之情形。
  7. 台灣因為檢察官也會實質訊問被告,因此全程錄音錄影的要求也適用於檢察官訊問被告。檢察官訊問也有中斷錄影的爭議問題,參法務部102年12月17日法檢字第10200691360號函(檢察官訊問過程錄影突然中斷,由主任檢察官重看錄影,認為應屬機器故障)。
  8. 目前大概只有直接在錄影畫面上看到有人用手去把錄影設備按掉,才可以比較明確的認定是故意(參監察院099司調0055號調查意見)。也就是說,只要錄影設備的開關不在錄影範圍內,根本沒辦法確認是否有人故意關掉錄影。
  9. 參法律扶助基金會「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專案」的說明(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12日)。
  10. 參吳啟賓法官在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的sayit發言連結
  11. 英國的法律扶助網站((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16日)。
  12. 參江惠民主任檢察官在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的sayit發言連結
  13. 參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邵良正主任檢察官、吳啟賓法官、許宗力教授sayit發言連結。
  14. 參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莊崑山庭長、婦女新知常務監事尤美女江志俊律師、吳啟賓法官sayit發言連結。
  15. 要了解律師是否影響嫌犯作成保持沉默或拒絕自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將晤談過程錄音錄影,作為分析的依據。但是因為這種方法會侵害律師與當事人秘密晤談的權利,也可能直接影響晤談的互動,因此理論上可行,實際上難以操作。
  16. 基於這個理由,以下談到弱勢受訊問者辨識的問題,也會引用辨識弱勢證人或被害人的研究。因為在辨識心理弱勢的方法上,不會因為你是嫌犯、證人或被害人而有所不同。
  17. 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4項前段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前段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第一項得為輔佐人之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相關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條文都只規定「無法為完全之陳述」,但實務上卻解釋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必須「完全無法陳述」,才適用強制辯護或輔佐人制。參:詹順貴及陳佳妤,刑事訴訟程序新制及法律扶助法對智障被告的人權保障(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17日);王榮璋立法委員辦公室於2007年3月20日發佈「避免烏龍案件保障智障人權」記者會新聞稿(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17日);孫一信,當智障者受到保障,一般人就更不會被欺負(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17日)。
  18. 參智障者家長總會網站中關於「家中有智障者遇到法律案件,被通知在警局時,該怎麼辦?」中的說明(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2月29日)。
  19. 參英國的心理健康支持團體「Mind」的網站中,"Mental health and the police"問答集中"If I have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should I tell the police?"的部分(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2月29日)。
  20. 關於未成年人在台灣的陪同協助,我們暫不處理。因為台灣未成年人涉及犯罪的處理實務,與成年人相當不同,而我們目前暫時沒有能力去處理這一塊的文獻。
  21. 成年陪同者不能是律師,兩者在英國法上的職責不同。成年陪同者不適合提供嫌犯法律建議,而且不負有保密義務,警察會要求成年陪同者提供他與嫌犯談話的內容,因此嫌犯也不適合與成年陪同者討論自己被控的罪名。參Edwards(2008)。
  22. 成年陪同者的介紹可參National Appropriate Adult Network的網站(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17日)。
  23. 立法院法律系統中「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法條沿革(因該網站的法條沿革連結一陣子就會失效,因此只附上查詢網址)。
  24. 立法院法律系統中「刑事訴訟法」的法條沿革(因該網站的法條沿革連結一陣子就會失效,因此只附上查詢網址)。
  25. 立法院法律系統中「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法條沿革(因該網站的法條沿革連結一陣子就會失效,因此只附上查詢網址)。
  26. 立法院法律系統中「刑事訴訟法」的法條沿革(因該網站的法條沿革連結一陣子就會失效,因此只附上查詢網址)。
  27. 另法扶周漢威律師亦指出,精神障礙者的外觀與常人無異,檢察官或警察有時會認為他們只是裝傻。參周漢威,淺談精神障礙者案件之法律扶助(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20日)。
  28. 參:國語日報社,從伯大尼案件談智障生的法律權益(最後瀏覽日期:201611月20日)。
  29. 但陳誠亮(2006)並沒有具體落實方法上他有何建議。
  30. 以下關於溝通中介人的簡介內容,摘錄自Intermediaries for Justice的網站(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20日)。
  31. 參:趙儀珊,<法律心理學在台灣>,《台大心理學系季報》,104年3月刊(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20日)。
  32. 目前台灣關於警察訊問方式的研究,仍然是採問卷、訪談這種研究方法,但是沒有人用直接分析警訊錄音或錄影的方式來研究。考量到受訪者意識到自己採用的訊問手法可能有爭議就避重就輕的情形,此類研究最佳的方式其實是直接分析警訊錄音或錄影。而目前國外的研究已經採用這種作法了。例如Moston和Stephenson(1993)的研究。
  33. 關於批判檢視者的設置,最重要的就是避免使他們與警察共同承擔定罪之責任。O'Brien(2009)認為檢察官因為與警察共享將被告定罪的目標,因此容易和警察一起陷入思考上的盲點,因此他認為應該另外設置批判檢視者,來檢視警察的偵查是否陷入隧道視野。
  34. 該部分訪談的內容是訪談現職警察關於「有些警察是執法人員自己卻不守法」時,現職警察所說的。由於未將所有偵查中的證據資料都移送給檢察官,並沒有不守法的問題,因此當初並沒有將這部分寫於分析報告中。
  35. 台灣警察過勞的新聞剪輯,可參<警察過勞家屬:寧被歹徒打死也不願過勞死>(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29日)。另可參:現職員警阿倆(2016),<台灣警察為何厭世?不理性的績效和勤務,讓我們逐漸失去「從警的熱情」>,《關鍵評論》(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30日)。
  36. 另可參:范欽峰(1999),<警察刑事調查權之濫用>,《司改雜誌》第19期(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30日)。
  37. 關於如何能提供平衡治安與人權的行為誘因,依文獻來看可分成三大塊:(1)績效制度;(2)違失行為(miscounduct)的問責;(3)證據排除法則。這三塊討論的重點和問題各有不同。而要注意的是,關於外界給予的強大破案壓力如何因應,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對應的關鍵字,可能有資料也可能沒有。
  38. 參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有些警察是執法人員自己卻不守法」成因分析報告(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2月4日)。
  39. 參:現職員警阿倆(2016),<台灣警察為何厭世?不理性的績效和勤務,讓我們逐漸失去「從警的熱情」>,《關鍵評論》(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30日)。另可參:馬在勤,<績效制度與作假文化>(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30日)。
  40. Tiwana等人(2015)整理了跟警察表現評量的相關書目,但內容並非針對如何改善警察表現評量,以避免警察過度追求破案。透過書目整理,Tiwana等人指出,那些最容易取得的資訊,但也最容易產生副作用,例如犯罪率、破案率、回應時間。這類傳統的表現評量方式,只能視為「脈絡指標」(contextual indicators),只能視為給警察管理者的簡單資訊,但不適合作為表現的指標。Tiwana等人認為較佳的指標(但總是不完美)是公眾滿意度、對警察的信心、程序正義、由於警察行動而減少的犯罪和失序,這需要花較多的成本才能掌握,需要認真的調查。跨區(cross-jurisdictional)比較(但須依當地的狀況作調整)和歷時性比較,也是比較能提供資訊的作法。但這些資訊不應作為懲罰那些低於平均值以下者,而是用來協助於溝通到底什麼是好的實踐和不好的實踐。而且警察機關應基於公開治理和透明性而對外提供這些資訊。
  41. 參:編輯部(2003),<「推動警察績效考評合理化」座談會獎懲分明提升警察辦案績效>。《司改雜誌》第44期(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2月4日)。
  42. 參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有些警察是執法人員自己卻不守法」成因分析報告(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2月4日)。
  43. 參:現職員警阿倆(2016),<台灣警察為何厭世?不理性的績效和勤務,讓我們逐漸失去「從警的熱情」>,《關鍵評論》(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1月30日)
  44. 台灣目前的警政統計,欠缺對理論視角的反思。只是堆砌數字,然後對數字及數字的變化進行描述,甚至直接素樸地立基於這些數字對不同縣市警察機關績效的好壞提出評價。事實上單單是怎麼分類,以得出不同類別的數字,本身就是理論思考。相關情形可以參考《警政統計年報》。
  45. 科學研究中的價值關連是不可迴避的問題,因為科學研究也可能被濫用來造成他人的傷害與歧視。美國曾有心理學家協助CIA如何對囚犯有效地刑求逼供,而美國心理學會理事長Nadine J. Kaslow就說:「There is no place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for people who are not respectful of human dignity and committed to human rights」。參:Echo Chambers (17 December 2014). "CIA interrogations: 'No place' for psychologists?", BBC(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12月5日)。

參考文獻

(部分書目直接由google scholar輸出,格式不一定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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