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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族群在司法中需要更多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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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報告

報告人李艾倫

記錄人廖禾安、林瑋婷

司法問題

  • 弱勢族群在司法中需要更多協助

    有些弱勢族群,如原住民、新住民、身心障礙者等等,因為文化背景或是語言與台灣主流文化不同,或是因為自身的弱勢處境未受司法所重視,因此在司法過程中遇到許多不被理解,或未受到適當協助的困境。

    例如原住民、新住民吃上官司,聽不太懂警察、檢察官、法官在講什麼,所以需要通譯來幫他們翻譯。但是通譯的品質參差不齊,有的會自己加減內容或是對法律用語也不是很了解,導致這些人在官司中吃了虧也不自知。

    又例如一些智能不足者,被詐騙集團騙走他的銀行帳戶,卻被當成詐欺幫助犯來處理。或是過動兒被當成罪犯送到少輔院,沒有接受特教協助,反而把他當成很不乖的孩子加以教訓、處罰,甚至最後慘死。

網友意見

@zero490
法官對環境不好或學歷低的被告,常以與本案無關為由不給被告發言,有礙發現真實。
我法庭觀摩的情形是被告要做解釋,描述前因後果,法官卻以與本案無關為由不給發言,而告訴人是高知識背景卻給他最完整的待遇,並在判決書上以告訴人描述的前因後果為判決背景,但對於告訴人的描述,相信很多人都可以知道告訴人會加油添醋,即便錯了,最後也會以記憶模糊來逃避其不實描述。
環境不好或學歷低並非弱勢族群,在弱勢族群上我國司法積極推動保護,弱勢族群在法律上有大概的界定,我所指的是經濟與學歷上的弱勢必須被強調,這部分的人是沒受到特別保護但有被輕視的,弱勢族群在司法中需要更多協助這問題中已經有人提到經濟地位,但應該繼而強調職業與學歷,以前的新聞曾報導高學歷代表有教化可能從輕判決?
舉例而言一個總裁跟一個清潔婦,審理竊盜罪(30000元為例),法官可能劈頭就問清潔婦她知不知道對方是總裁(潛意識就認為總才不會為這小前爭執而認為清潔婦有犯罪行為)。再以仙人跳的相反例子,一個老師與一個業務員,老師不法侵權業務員,業務員要求賠償,卻最先被認為是仙人跳,只因對方職業不高向? 所以我認為應該強調職業與學歷,只描述弱勢族群可能會使這部分人被忽略。補充一點,有前科的人也容易影響法官心證。
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將職業與學歷的弱勢強調一下,我的經驗是法律輔導的,幾年前我曾經在輔導法律問題時就發現了一個問題,當單親家庭或原住民來問問題時,我這邊都可以轉介公設辯護人,而如果是學生或一般家庭的媽媽,我這邊卻不知道怎麼回答,幾個例子讓我記憶猶新,一個是大學女生為她男朋友卻只能請律師,一個媽媽剛死了丈夫帶著小孩只能請律師,一個媽媽剛破產也只能請律師,處理情形是只要你不是低收入戶或原住民或身心障礙你只能請律師,我是希望是不是能將在標題上就將學歷與職業補充上去或著是改成司法弱勢,一般人認知的弱勢族群,像我還沒輔導前我認知的弱勢族群只有有證書的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心障礙人士,而司法弱勢卻不局限於弱勢族群。

分析範圍

李艾倫是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專職律師。法扶的案件很廣,包含形式、民事、家事、少年、行政都有。李艾倫分析的範圍主要在法律扶助基金會工作時遇到弱勢當事人的狀況。

利害關係人

法官、檢察官、警察、精神及智能障礙者、少年、經濟弱勢者

相關法律

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行政訴訟法、法律扶助法

相關議題司法精神鑑定、法律扶助制度、司法可親近性

分析依據個人實務經驗

分析結果

對於弱勢族群在司法上需要更多協助這個問題,可以從各種弱勢所面臨的共通問題談起,接著再談不同弱勢族群的不同狀況。

  • 一、共通困境

    • (一) 尋求律師協助遇到困難

      法扶成立之前,弱勢民眾的刑事辯護很大部分由公設辯護人負責。然而公設辯護人案件量很高,因此分配給每個案件的時間常常受到壓縮,實在很難好好處理每個案子。法扶成立後,當然弱勢者可以到法扶尋求協助,然而很多人其實不知道有這樣的管道能夠提供幫忙。 之前有個案件,當事人來的時候已經三審確定,可是另外的案件調查後,才知道這位當事人有智能障礙與精神疾病。公設辯護人曾替他做一些主張,但因為沒有面對面與當事人接觸,沒有「對這個人的感覺」,所以沒有察覺他精神與智能方面的障礙。我在跟他當面談幾次後覺得怪怪的,諮詢過醫生,才清楚他的狀況。如果先前他有來法扶尋求協助,律師得知他的智能與精神狀況,就可以在法庭上做相關有利的主張。但可惜的是他之前從未聽說過法扶。

    • (二) 司法人員普遍心態—看見案件卻沒看見人

      現在的法學教育、法官檢察官養成管考等過程,都沒有讓司法人員看到弱勢民眾到底處在怎樣的環境。或是說他看到的只有法律,沒有人。

      舉個例,像是毒品案件。在法扶,爸爸因為毒品案件入獄了,家裡就沒有經濟來源,媽媽也不太有工作能力,或是工作能力不足,媽媽入不敷出有了卡債。當小朋友開始長大,需要打很多工的媽媽疏於管教,開始出現少年問題;爸爸回來後又失業,開始跟媽媽爭執,就有了家暴、家事案件;若家裡有長輩,又有長照問題。辦案的時候,會發現像粽子一樣,關連性很強;但在法院就只是案號。法官只是看到自己手上的案件,卻沒有看到「人」。

      為什麼司法人員傾向看見案件卻沒有看見人呢?不同類的司法人員的狀況可能不同:

      1. 法官

        第一點,法官都是非常優秀的人,唸書時成績就非常亮眼、通過司法官特考,某種程度上來說,人生的道路比較順遂。有些法官比較不能理解其他沒有那麼優秀的人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會有這樣的表現?而有些法官則覺得我苦過,我可以,你為什麼不行?但明顯的是你比較聰明、能考過考試。弱勢不只是比較沒有錢,可能還面臨沒有能力、沒有關係等問題。比如說一位律師,他今天也許一時沒有錢,可是他至少有專業能力,也認識有能力的人。而弱勢民眾相較起來,所認識的人就與前者非常不同,他很容易會在那個輪迴裡一直繞。這是法官難以理解的。

        第二點,管考的問題,當用數字的方式管考,結案就變成很重要的事。有的法官會多花點時間傾聽、了解民眾,但也會碰到法官想要快速結案。例如外籍當事人可能要請通譯,也許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翻譯,或是表達能力沒那麼好,但法官要結案,就會變成壓力。又例如有躁鬱症的當事人,表達的方式會不一樣,但法律人的腦袋有一定習慣的思考模式後,比較不容易去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同理弱勢的處境。這些情形再加上結案的壓力,情況會更不理想。

      2. 檢察官

        檢察官的環境比法官更封閉且更沒有保障。如與相對獨立的法官相比,案件更容易被干擾。而檢察官也一樣有案件壓力。另外,檢察官應該一併注意有利不利,但因為他必須追訴,可能常常會忽略對被告有利的證據。

      3. 警察

        警察相較之下又更便宜行事。譬如說,刑事訴訟法有規定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等在偵查中必須有律師在場。之前有個案件當事人犯了很輕的罪,但警察撥電話給法扶時撥錯號碼,一個小時都沒有接通。警察當時就覺得算了,想趕快問一問,就開始問當事人。後來調閱錄影帶,可以發現那位當事人有相當長的精神疾病病史,他在受詢問的過程表現得很奇怪。警察或許會覺得這是小案件,趕快做完就可以下班,但他沒意識到,這樣的行為讓當事人權利受損。

      4. 律師

        公設辯護人的情況如前述,工作量非常大。至於就一般律師接法扶案件的狀況來說,可以看到有些當事人先前一直換律師、跟律師處不好、與律師溝通出現問題、精神狀況也不太穩定。有些律師會有跟法官、檢察官類似的心態,會以權威的態度面對他們。有著「為什麼今天我要提供免費服務?」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忽略了即便是我們不喜歡的人,也有接近法律的權利。特別是有些年長律師容易較有優越感,會用比較權威的態度對待當事人。

  • 二、不同弱勢類型的不同狀況

    • (一) 精神障礙與智能障礙者

      比較籠統的說法是法官、檢察官不太了解精神或智能障礙者在想什麼,會覺得他的反應很奇怪。具體而言,有些精神障礙者不適合受審。要受審判,腦筋要清楚,才知道怎麼跟律師溝通,律師也才知道怎麼辯護。甚至有時候當事人根本無法理解自己為何會在法庭。但法官可能沒有理解到這是一個問題,會先入為主的認為他是不知悔改,或覺得他在裝病,而律師是魔鬼辯護人要幫他拖罪等等。

      另外有些「為時已晚」的案件,當事人並不知道自己精神或智能狀況有問題,他父母也不知道,甚至他父母也有智能問題。但到法院以後,法官看到的就是一個人做了很誇張的事情,甚至可能是重大刑案,但法官不知道事情全貌或前後因果,所以會覺得今天律師突然提出當事人有精神或智能障礙,根本就是在替他拖罪、在裝病。

      這些刻板印象和偏見,往往讓精神或智能障礙者在法院裡面得不到應有的保護,或是公平的對待。

    • (二) 青少年

      少年案件算是法院體系中,比較人性的。

      少年法院的法官比較能看到人,而不是他做的事情。包括他為什麼做這些事情?成長背景怎樣?身體有什麼狀況?比如過動、亞斯伯格的人,放在成年人法庭,法官可能會覺得頑劣,但在少年法庭會比較不同。這也許是因為少年法庭配有社工、調查官,他們有資源來了解這個人更多。

      但同時,少年案件中仰賴法官幫少年找資源,這就牽涉到城鄉差距問題。比如一個少年是性侵加害人,法官要送去輔導,都會區這樣資源比較多;在偏鄉,就會缺乏加害人輔導資源。如果念過犯罪學就知道,輔導資源早點介入,結果會很不一樣。

報告人張靜如

司法問題

  • 弱勢族群在司法中需要更多協助

    該司法問題的命題乃期待用語,在此期待用語下,透露提出問題者認為弱勢族群在司法過程中獲得的協助並非充足。

    雖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然而,平等的基礎應該建立於武器平等,而武器的平等則有賴運用司法程序時,獲得充分的協助,但對於某些族群而言,或因為不知從而獲得協助,或因不符資格,或因.......,讓這些族群認為他們似乎被司法所遺棄或者遺忘了,而被遺忘後,認為法律未能提供他們足夠的保護,選擇不再相信司法。此舉對這些人來說不僅是個傷害,對司法來說也是。

網友意見

@zero490
法官對環境不好或學歷低的被告,常以與本案無關為由不給被告發言,有礙發現真實。
我法庭觀摩的情形是被告要做解釋,描述前因後果,法官卻以與本案無關為由不給發言,而告訴人是高知識背景卻給他最完整的待遇,並在判決書上以告訴人描述的前因後果為判決背景,但對於告訴人的描述,相信很多人都可以知道告訴人會加油添醋,即便錯了,最後也會以記憶模糊來逃避其不實描述。
環境不好或學歷低並非弱勢族群,在弱勢族群上我國司法積極推動保護,弱勢族群在法律上有大概的界定,我所指的是經濟與學歷上的弱勢必須被強調,這部分的人是沒受到特別保護但有被輕視的,弱勢族群在司法中需要更多協助這問題中已經有人提到經濟地位,但應該繼而強調職業與學歷,以前的新聞曾報導高學歷代表有教化可能從輕判決?
舉例而言一個總裁跟一個清潔婦,審理竊盜罪(30000元為例),法官可能劈頭就問清潔婦她知不知道對方是總裁(潛意識就認為總才不會為這小前爭執而認為清潔婦有犯罪行為)。再以仙人跳的相反例子,一個老師與一個業務員,老師不法侵權業務員,業務員要求賠償,卻最先被認為是仙人跳,只因對方職業不高向? 所以我認為應該強調職業與學歷,只描述弱勢族群可能會使這部分人被忽略。補充一點,有前科的人也容易影響法官心證。
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將職業與學歷的弱勢強調一下,我的經驗是法律輔導的,幾年前我曾經在輔導法律問題時就發現了一個問題,當單親家庭或原住民來問問題時,我這邊都可以轉介公設辯護人,而如果是學生或一般家庭的媽媽,我這邊卻不知道怎麼回答,幾個例子讓我記憶猶新,一個是大學女生為她男朋友卻只能請律師,一個媽媽剛死了丈夫帶著小孩只能請律師,一個媽媽剛破產也只能請律師,處理情形是只要你不是低收入戶或原住民或身心障礙你只能請律師,我是希望是不是能將在標題上就將學歷與職業補充上去或著是改成司法弱勢,一般人認知的弱勢族群,像我還沒輔導前我認知的弱勢族群只有有證書的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心障礙人士,而司法弱勢卻不局限於弱勢族群。

分析範圍

弱勢族群應該要如何去定義,有認所謂弱勢應全面回歸經濟上判斷,而不應該以身分或族群為分類,然在上面zero490所提的案例中,弱勢族群應包括社會地位低者、低收入者等,將弱勢作為一個相對化的詞彙,亦即相對於另一個族群所獲得的保護是相對不足的,或者所獲得得資源是相對少的。本文採取後者概念,不以經濟弱勢者為限,以發掘各不同弱勢團體/族群所面臨的不同問題。

然礙於時間,本文分析範圍限於移工或以通婚方式移居台灣之新移民(新住民)所獲得之司法協助不足。

利害關係人

法官、檢察官、警察、通譯

相關法律

國籍法、入出國及移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行政訴訟法、法院組織法、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

相關議題新移民、新住民、移工、通譯

分析依據

南洋姐妹會執行秘書訪談、法庭觀察紀錄、失語的人權座談會紀錄

分析結果

本文要討論的問題為移工或以通婚方式移居台灣之新移民(新住民)所獲得之司法協助不足。在進入問題分析前,必須探討獲得司法協助不足中司法的範圍究係為何?一般而言,多數人會認為司法協助不足可能單純僅存在於作為被告的程序受到保護不足,亦即防禦能力受限之狀況,但有時候新移民更常面臨當權利被剝削時,求助無門、遭技術性迴避或無法救濟的狀況。

當然我們可以認為權利被剝削時,無任何救濟管道並非司法所要處理的問題,應該要透過立法程序來解決,然而對於救濟管道的匱乏視而不見,很多問題根本無法解決,此舉也會使新移民作為被告程序受到的保護不足的成因分析顯得空洞或貧脊,例如:在新移民作為被告時,如同一般被告僅被告知得保持緘默、得選任辯護人、得請求調查有利證據,相信任何一位法官或檢察官皆不會忽略或怠於告知,但這三項權利真的就夠了嗎?尤其是一個母語非中文的人,對於上面三個權利是否能真的了解?依據上面的說明,以下討論1990年代以後以通婚方式移居台灣之新移民(新住民)就權利遭剝奪及作為被告司法程序保護不足之成因:

  1. 對新移民的既定印象,造成審查過程、結果的不客觀

    法律對於特定移民設有審查制度,亦即僅對來自某些特定國家移民為特別審查,政策結構對部分新移民有歧視,此政策歧視使得審查人員就相關審查時,即有若干先入為主之想法,而造成偏頗的判斷或先天的阻礙。

  2. 不知從何獲得法律協助

    對於權利遭侵害之救濟途徑或者求援管道並不知悉,以法律扶助基金會為例,知悉可以尋求法扶協助者,可能僅是部分人,更多數是根本不知悉法扶的存在,既然不知悉,就無尋求協助之可能。

  3. 溝通上的障礙

    移民可能因為來台數年可以流暢溝通而未被詢問是否有通譯之需求,縱使有主動詢問,移民以為中文能力已足堪應付司法活動,但實際上移民對於中文無法精確的掌握或根本無法理解法律語言,往往因為理解錯誤而造成誤答,形成不利之結果。

  4. 資訊掌握困難

    以婚姻面談制度為例,一旦面談未通過後,擬了解未能通過之原因而請求面談過程之錄音錄影及面談制度均外交部以保護個人資料為由拒絕,致使當事人就資訊掌握顯然不足,致使往後救濟程序之困難度提高。

  5. 通譯制度不健全、人員的匱乏

    對於新移民可能接觸的單位包括法院、檢察署、警政單位、移民署、勞政機關、家暴中心及社會局等,然就通譯並無統一法規,擔任通譯之旅費、交通費等各單位之給付標準亦非一致。法院、檢察署外之需求單位倚靠移民署所建之通譯人才資料庫,而法院及檢察署現有通譯主要來源如下:

    • 具有公務員身分的通譯,由國家考試取得身分,但實際上卻極少具備實際通譯的能力,通常只在法庭中傳遞訴狀等公文書。
    • 當事人自行委聘之通譯,通常可以事前了解案情,減少當場無法適切翻譯的窘境。
    • 法院與檢察署特約的通譯,事前無法與當事人接觸,所以特約通譯時常有無法適切翻譯的窘境。

      (從通譯專業倫理而言,避免與當事人接觸,這是為了確保通譯的中立性以及雙方安全;然而,由於背景資料掌握度較低,確實會造成通譯難度的提升,我們建議可於庭前提供通譯者相關案情摘要說明,以減低這樣的困境。)

      又不管在法庭活動或者是上述單位的活動中,可能有其專業的用語或各種規則、知識等需要了解,而不能僅作為單純的翻譯者,然而以移民署所提供的通譯人才資料庫為例,該資料庫僅是提供具相關語言能力者登錄之平台,雖要求通譯人員必須通過筆試及口試要求方能取得結業證書,然培訓課程內容及要求之時數顯然不足以應付相關之專業活動1。

      法院與檢察署建置之特約通譯名單,二年一期,每期皆須接受相關通譯、法律素養、庭務等等相關培訓;而內政部移民署維護之通譯人才資料庫,則以各類相關公務單位之通譯溝通服務為主,涵蓋業務既廣,服務地理範圍亦涵括全國。然而,移民署多次說明,該平台僅為整合現有通譯資源,而不具有培訓、檢核、管理、以及財務支持。因此,資料庫中之通譯人員良莠不齊,且資源城鄉差距極大,在使用上也必須經過公文申請登錄,不利於緊急需求。現行通譯人才資料庫登錄者,提供東南亞語系有1326位,然各語言通譯人員所擁有的人數並非一致,且未及於台灣各縣市,部分區域有通譯需求時,將面臨無通譯可提供協助狀況。

      表一 內政部移民署 通譯人才資料庫東南亞語種通譯服務人數概況(資料日期:105/06/15)

      語種 越南 泰國 寮國 馬來西亞 印尼 柬埔寨 緬甸 菲律賓
      人數 769 136 1 6 307 29 39 39
  6. 通譯未能精確翻譯

    除專業用語外,對於通譯人員的語言能力並未設有考核制度,過去曾出現法官問A通譯翻B詢問被告之狀況,或者當事人說了一段話,通譯僅取其中幾句翻譯甚至出現答非所問之狀況,雖可認為是當事人對於專業用語不了解,但通譯人員對當事人(無論是被告或原告)所使用的語言未能精確了解亦不無可能。

  7. 通譯制度甚至未從事翻譯工作僅為背書的角色

    因為沒有強制要求通譯資格,有警局或調查局之通譯來源甚至包括轄區內會使用該語言之人,此些人員連最基本的訓練皆未參與,到場後更有員警與通譯以利誘等不正方法取供之情形,甚至有早於通譯到場時,筆錄已完成,而未參與所有活動,通譯仍簽名於筆錄之上,使得通譯制度形同虛設。

    能力之外,另外一個必須思考的面向是,通譯人員的利益迴避問題。現行通譯人員在面對階級權利關係時,究竟站在什麼樣的立場。舉例而言,現行許多通譯人員通常是由仲介公司人員兼任,一旦案件涉及仲介公司,通譯者本身的立場已經涉入其中,而失去通譯專業所需的中立性。因此,通譯服務的除了必須法制化建置之外,更必須要就個別專業領域上進行培訓與加強,同時要注意通譯人員是否能夠謹守中立的傳譯角色。

彙整人林瑋婷

彙整範圍

  1. 李艾倫口述成因分析記錄(記錄人:廖禾安、林瑋婷)
  2. 張靜如成析分析報告
  3. 時瑋辰成因分析報告
  4. 0621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籌備會議討論
  5. 林作逸相關文章:

司法問題

  • 弱勢族群在司法中需要更多協助

    有些弱勢族群,如原住民、新住民、身心障礙者等等,因為文化背景或是語言與台灣主流文化不同,或是因為自身的弱勢處境未受司法所重視,因此在司法過程中遇到許多不被理解,或未受到適當協助的困境。

    例如原住民、新住民吃上官司,聽不太懂警察、檢察官、法官在講什麼,所以需要通譯來幫他們翻譯。但是通譯的品質參差不齊,有的會自己加減內容或是對法律用語也不是很了解,導致這些人在官司中吃了虧也不自知。

    又例如一些智能不足者,被詐騙集團騙走他的銀行帳戶,卻被當成詐欺幫助犯來處理。或是過動兒被當成罪犯送到少輔院,沒有接受特教協助,反而把他當成很不乖的孩子加以教訓、處罰,甚至最後慘死。

網友意見

@Frank_Lin
「弱勢族群」應該以「經濟能力」來區分,不應單純以「身份別」來區分。經濟能力好的民眾,可以負擔委任律師或向律師諮詢的費用,應無特別保護或給予補助的必要。經濟能力弱的民眾,無資力委任律師,此時國家才有特別予以保護或給予補助的必要。
原住民或新住民,也有經濟能力很強的,例如原住民醫師、原住民工程師、原住民公務員、自行創業開公司的新住民,這些經濟能力強的原住民或新住民,不應該只是因為其「身份」是原住民或新住民,而享有國家特別的保護或補助,否則對於「閩南人」或「客家人」族群而言,似乎是違反平等原則。試想:「經濟能力弱的客家人」跟「經濟能力強的原住民」對簿公堂,如果國家只保障原住民,對於客家人豈非不公?而且該原住民既然已經有足夠經濟能力,卻仍享有國家的補助,亦顯然不公義。
因此,應一律以「經濟能力高低」作為國家是否提供經濟補助或協助之標準。至於原住民、新住民聽不懂中文,而需要翻譯人才部分,這部分不止原住民、新住民有此需求,外國人也有此需求,這部分本來就是國家應該提供之輔助,與是否弱勢無關。
智能不足、身心障礙人士,由於有特殊需求,此部分除了應由國家提供律師諮詢協助外,應該也要提供社工人員、心理諮商人員作為輔助。

@billy3321
感謝您的留言。
不過,所謂身分別,有時候影響的可能也很大。比如新移民背景,可能對中文理解能力就不好;原住民,他們有不一樣的文化(比如打獵),而與漢人文化,以及依據文化所制定出的法律可能容易有衝突。當然你說的對,外國人也需要這樣的協助;但外國人要取得協助相較之下比較容易,但新住民卻不一定有資源。
當然,我認同「經濟能力弱的客家人」跟「經濟能力強的原住民」這邊可以多思量,但所謂的保障,我想也不是只保障一方,而是提供協助,讓雙方能擁有正當的法律程序,以及保障辯護等等權益不會受損,並幫助當事人確實理解法庭對話,與描述事實,以還原真實。
這是我對此問題的看法,也歡迎您指正,謝謝!

@zero490
法官對環境不好或學歷低的被告,常以與本案無關為由不給被告發言,有礙發現真實。
我法庭觀摩的情形是被告要做解釋,描述前因後果,法官卻以與本案無關為由不給發言,而告訴人是高知識背景卻給他最完整的待遇,並在判決書上以告訴人描述的前因後果為判決背景,但對於告訴人的描述,相信很多人都可以知道告訴人會加油添醋,即便錯了,最後也會以記憶模糊來逃避其不實描述。
環境不好或學歷低並非弱勢族群,在弱勢族群上我國司法積極推動保護,弱勢族群在法律上有大概的界定,我所指的是經濟與學歷上的弱勢必須被強調,這部分的人是沒受到特別保護但有被輕視的,弱勢族群在司法中需要更多協助這問題中已經有人提到經濟地位,但應該繼而強調職業與學歷,以前的新聞曾報導高學歷代表有教化可能從輕判決?
舉例而言一個總裁跟一個清潔婦,審理竊盜罪(30000元為例),法官可能劈頭就問清潔婦她知不知道對方是總裁(潛意識就認為總才不會為這小前爭執而認為清潔婦有犯罪行為)。再以仙人跳的相反例子,一個老師與一個業務員,老師不法侵權業務員,業務員要求賠償,卻最先被認為是仙人跳,只因對方職業不高尚?所以我認為應該強調職業與學歷,只描述弱勢族群可能會使這部分人被忽略。
補充一點,有前科的人也容易影響法官心證。
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將職業與學歷的弱勢強調一下,我的經驗是法律輔導的,幾年前我曾經在輔導法律問題時就發現了一個問題,當單親家庭或原住民來問問題時,我這邊都可以轉介公設辯護人,而如果是學生或一般家庭的媽媽,我這邊卻不知道怎麼回答,幾個例子讓我記憶猶新,一個是大學女生為她男朋友卻只能請律師,一個媽媽剛死了丈夫帶著小孩只能請律師,一個媽媽剛破產也只能請律師,處理情形是只要你不是低收入戶或原住民或身心障礙你只能請律師,我是希望是不是能將在標題上就將學歷與職業補充上去或著是改成司法弱勢,一般人認知的弱勢族群,像我還沒輔導前我認知的弱勢族群只有有證書的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心障礙人士,而司法弱勢卻不局限於弱勢族群。所以我認為應該強調職業與學歷,只描述弱勢族群可能會使這部分人被忽略。
補充一點,有前科的人也容易影響法官心證。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將職業與學歷的弱勢強調一下,我的經驗是法律輔導的,幾年前我曾經在輔導法律問題時就發現了一個問題,當單親家庭或原住民來問問題時,我這邊都可以轉介公設辯護人,而如果是學生或一般家庭的媽媽,我這邊卻不知道怎麼回答,幾個例子讓我記憶猶新,一個是大學女生為她男朋友卻只能請律師,一個媽媽剛死了丈夫帶著小孩只能請律師,一個媽媽剛破產也只能請律師,處理情形是只要你不是低收入戶或原住民或身心障礙你只能請律師,我是希望是不是能將在標題上就將學歷與職業補充上去或著是改成司法弱勢,一般人認知的弱勢族群,像我還沒輔導前我認知的弱勢族群只有有證書的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心障礙人士,而司法弱勢卻不局限於弱勢族群。

@1126
連長期家暴、有錢買槍殺妻的 ,都有法扶律師幫忙,我認為這是在佔用弱勢資源。

@billy3321
感謝您的留言,不過長期家暴、買槍殺妻,不一定就不是弱勢喔。您是否可對您的論述多說一點呢?如果弱勢族群真的是當事人,他應當有權獲得來自法扶的協助呀。您是否可以具體指出您看到的案例是什麼?這樣比較能聚焦討論喔!感謝您一起參與討論!

@1126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513/860314/

billy3321
感謝您分享連結。在此協助您貼上新聞全文:

施信誠(45歲)有妨害性自主、妨害自由等前科,妻子因不堪長年遭受家暴,聲請保護令,並在前年趁施另案被羈押時,躲到新北市訴請離婚,今年3月10日, 施男輾轉查出妻子工作的寵物店地址,持槍登門指著妻子頭部威脅「跟我走!」妻子大喊「不要!」施男憤而開槍射擊其左額頭斃命。
《蘋果》報導,施男靠著不知情的親友救濟,南下躲藏5天後,致電給家人後投案,施男到案時,先是向警方哭訴,因太愛妻子才會衝動下手,「很後悔」,到檢察官偵訊時卻改口稱「我就是要她死!」等遭聲押見到法官,竟又哭求法官「請判我死刑。」
士林地檢署昨偵查終結,將施男依殺人罪起訴後移審法院,他先是向法官說明,殺妻動機包括不滿妻子擅自墮胎,偷走他的積蓄,之後突然嗆法官「反正你也不敢判我死刑」,一旁法扶律師急忙制止,要施男「不要亂講話」,法官最後裁定施男繼續羈押。
即時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這個人確實有法扶律師的幫忙,但問題是,他是否弱勢,與他的行為是獨立關係。

也就是說,他是不是低收入戶,和他是否買槍不一定有絕對的關係;從文中其實也沒看到他不是弱勢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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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範圍

各種弱勢當事人,但是因為原報告人的分析重點分別是法律扶助基金會工作時所會遇到弱勢當事人的狀況,以及移工和新移民,因此本彙整報告所能提及的分析範圍也是以此為主。

利害關係人

法官、檢察官、警察、精神及智能障礙者、少年、移工和新移民、經濟弱勢者

相關法律

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行政訴訟法、法律扶助法

相關議題

司法精神鑑定、法律扶助制度、司法可親近性、現代法律中的基本預設

分析結果

對於弱勢族群在司法上需要更多協助這個問題,一開始必須處理的問題就是,什麼是「弱勢」?從網友Frank_Lin,以及板主billy3321的對話中,就可以看到對於弱勢的界定不同,分析的對象就會不同。關於什麼是弱勢,在6月21日的籌備會議中也有討論,最後採取的是最寬鬆的定義,也就是在司法過程中並非因為案件本身事證的緣故,而是其他社會情勢的原因,導致這個人處於相對不利或易受傷害的位置。

在這個寬鬆的定義中,可能涵蓋到殺人犯,這也是網友1126與板主billy3321在討論的問題。從上下文來看網友1126認為根本不應該讓長期家暴、有錢買槍殺妻的人使用法扶資源,甚至縱使他符合低收入戶或強制辯護等申請法扶的要件也是如此。在這裡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要讓表面上看起來就是壞人的人接受法律扶助?這些壞人傷害一般人,被他們傷害的人才是弱勢,他們怎麼算得上弱勢?但是「弱勢」這個概念本來就是相對的,是必須參照情境脈絡的。在殺人當下,或許殺人者是強勢,而被害人是弱勢。但是在殺人者被逮捕後,他面對社會撻伐的聲浪,所有人都覺得應該速審速決把他槍斃,那他在這種情形下,是面對著社會輿論、身為國家追訴者的檢察官,則相對處於弱勢。如果承認弱勢的相對性,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是不是要因為認為某個人雖然是弱勢,但是因為是「壞人」就不給予他法律扶助的資源?這其實涉及到人權保障的基本思考,也就是獲得律師協助的權利,到底是「每一個人」的權利,還是「好人」的權利?從人權保障的思考,無疑是前者。由於這個問題所涉及的討論在6月21日會議中沒有太多深刻的討論,而是只提到殺人犯也是弱勢,建議之後有時間可再深入分析,因此目前彙整報告也沒有打算處理這個問題,可能待日後處理。

在確認完「弱勢」所指為何後,接下來的「族群」在這個討論脈絡中,其實看得出來指的就是人群分類而已。

而「在司法上」到底所涉及的範圍為何?字面上看起來是指訴訟前中後階段遇到的狀況,但由於報告人張靜如認為,有些弱勢者例如新移民更常面臨當權利被剝削時,求助無門、遭技術性迴避或無法救濟的狀況,也就是根本在法律上就處於次等地位,等於實質上「被拒於司法之外」,這種情形不能忽略。因此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我們把範圍擴大為「在司法過程中的弱勢者」以及「在法律地位上居於次等地位的弱勢者」。

至於「需要更多協助」其實不是具體的問題,因此這一題的分析要探討的其實是弱勢者在司法中到底遇到哪些困境,接下來才可能在解法的部分討論弱勢者需要什麼協助。

因此原本的司法問題經過前面這一串的討論後,應該要重新界定為「在司法過程中有些人會陷入弱勢處境,或是在法律地位上居於次等地位,而容易處於相對不利或易受傷害的位置」。而以下的討論就從各種弱勢所面臨的共通問題談起,接著再談不同弱勢者的不同狀況。

  • 一、共通困境

    • (一) 尋求律師協助遇到困難

      法扶成立之前,弱勢民眾的刑事辯護很大部分由公設辯護人負責。然而公設辯護人案件量很高,因此分配給每個案件的時間常常受到壓縮,實在很難好好處理每個案子。法扶成立後,當然弱勢者可以到法扶尋求協助,然而很多人其實不知道有這樣的管道能夠提供幫忙。

      法扶律師李艾倫舉例她自己遇到的案件來說明:有個案件的當事人來法扶的時候已經三審確定,可是另外的案件調查後,才知道這位當事人有智能障礙與精神疾病。公設辯護人曾替他做一些主張,但因為沒有面對面與當事人接觸,沒有「對這個人的感覺」,所以沒有察覺他精神與智能方面的障礙。李艾倫在跟他當面談幾次後覺得怪怪的,諮詢過醫生,才清楚他的狀況。如果先前他有來法扶尋求協助,律師得知他的智能與精神狀況,就可以在法庭上做相關有利的主張。但可惜的是他之前從未聽說過法扶。

    • (二) 基本法律預設是原子化的個人

      當代法律中預設的人是「原子化的個人」。原子化的個人指的就是,人不被視為存在於社會關係之中,而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人的個體差異被抹除,在法律上都被預設為獨立而同質的具理性思考能力個體。而這樣的預設其實容易讓弱勢者因為所處的社會情勢,導致他處於相對不利或易受傷害的位置的這個問題,遭到忽略。

    • (三) 司法人員普遍心態—看見案件卻沒看見人

      當代法律預設著原子化的個人,容易讓司法人員把活生生的人,切割放入法律框架中來看待,這樣的情形隨著法學教育、法官檢察官養成管考等過程,都沒有讓司法人員看到弱勢民眾到底處在怎樣的情境,這使得弱勢者的困境更難被司法人員看到。或是說司法人員容易陷入只看到法律上的案件,卻沒有看到「人」的情況。

      舉個例,像是毒品案件。在法扶,爸爸因為毒品案件入獄了,家裡就沒有經濟來源,媽媽也不太有工作能力,或是工作能力不足,媽媽入不敷出有了卡債。當小朋友開始長大,需要打很多工的媽媽疏於管教,開始出現少年問題;爸爸回來後又失業,開始跟媽媽爭執,就有了家暴、家事案件;若家裡有長輩,又有長照問題。辦案的時候,會發現像粽子一樣,關連性很強;但在法院就只是案號。法官只是看到自己手上的案件,卻沒有看到「人」。

      為什麼司法人員傾向看見案件卻沒有看見人呢?不同類的司法人員的狀況又可能有些不同:

      1. 法官

        第一點,法官都是非常優秀的人,唸書時成績就非常亮眼、通過司法官特考,某種程度上來說,人生的道路比較順遂。有些法官比較不能理解其他沒有那麼優秀的人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會有這樣的表現?而有些法官則覺得我苦過,我可以,你為什麼不行?但明顯的是你比較聰明、能考過考試。弱勢不只是比較沒有錢,可能還面臨沒有能力、沒有關係等問題。比如說一位律師,他今天也許一時沒有錢,可是他至少有專業能力,也認識有能力的人。而弱勢民眾相較起來,所認識的人就與前者非常不同,他很容易會在那個輪迴裡一直繞。這是法官難以理解的。

        第二點,管考的問題,當用數字的方式管考,結案就變成很重要的事。有的法官會多花點時間傾聽、了解民眾,但也會碰到法官想要快速結案。例如外籍當事人可能要請通譯,也許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翻譯,或是表達能力沒那麼好,但法官要結案,就會變成壓力。又例如有躁鬱症的當事人,表達的方式會不一樣,但法律人的腦袋有一定習慣的思考模式後,比較不容易去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同理弱勢的處境。這些情形再加上結案的壓力,情況會更不理想。

      2. 檢察官

        檢察官的環境比法官更封閉且更沒有保障。如與相對獨立的法官相比,案件更容易被干擾。而檢察官也一樣有案件壓力。另外,檢察官應該一併注意有利不利,但因為他必須追訴,可能常常會忽略對被告有利的證據。

      3. 警察

        警察相較之下又更便宜行事。譬如說,刑事訴訟法有規定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等在偵查中必須有律師在場。之前有個案件當事人犯了很輕的罪,但警察撥電話給法扶時撥錯號碼,一個小時都沒有接通。警察當時就覺得算了,想趕快問一問,就開始問當事人。後來調閱錄影帶,可以發現那位當事人有相當長的精神疾病病史,他在受詢問的過程表現得很奇怪。警察或許會覺得這是小案件,趕快做完就可以下班,但他沒意識到,這樣的行為讓當事人權利受損。

      4. 律師

        公設辯護人的情況如前述,工作量非常大。

        至於就一般律師接法扶案件的狀況來說,可以看到有些當事人先前一直換律師、跟律師處不好、與律師溝通出現問題、精神狀況也不太穩定。有些律師會有跟法官、檢察官類似的心態,會以權威的態度面對他們。有著「為什麼今天我要提供免費服務?」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忽略了即便是我們不喜歡的人,也有接近法律的權利。特別是有些年長律師容易較有優越感,會用比較權威的態度對待當事人。

    • (四)社會歧視

      如果弱勢者所處的社會情勢因為種種原因無法被正視,甚至反而因為他的社會情勢而遭受社會歧視,那他在司法或法律上的困境就會更為嚴重。而偏偏台灣目前仍缺乏有效的反歧視法。從2012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初次國家報告〉 [1]到2016年的第二次國家報告有關反歧視申訴審議,可發現政府此法效能不彰,毫無深入檢討。例如過去移民署的反歧視小組對申訴案件往往以「申訴者並非當事人」、「無法認定申訴人的權利受侵害」、「被申訴人之認知及強烈觀感,國家應保護其言論自由」等理由[2]否決申訴,顯見現行審議機制對歧視成立要件之詮釋過於狹隘,完全無視仇恨言論對歧視受害人或團體的傷害。因此社會上歧視言論與偏見,仍然層出不窮。

  • 二、不同弱勢類型的不同狀況

    • (一)移工及新移民

      移工,以及1990年代以後以通婚方式移居台灣之新移民(新住民),有兩個弱勢處境特別需要提出來探討,第一是通婚之新移民的法律上次等地位,第二是移工及新移民在司法程序中語言溝通上遇到的困難。

      1. 法律上的次等地位

        1990年代以後以通婚方式移居台灣之新移民在法律上居於次等地位,這樣的情形可以從婚姻面談的歧視性以及國籍取得的困難兩部分看出:

        • (1)婚姻面談的歧視性

          台灣政府以防範「假結婚」之名,針對東南亞等特定21國人民與台灣人結婚實施「境外結婚面談」制度,構成制度性差別待遇。

          此外,婚姻面談官還有恣意認定假結婚的情形。婚姻面談官的權限很大,而如前面所提到所謂21國的境外結婚面談制,這個制度僅對來自某些特定國家移民為特別審查,政策結構對部分新移民有歧視,此政策歧視使面談官就相關審查時,即有若干先入為主之想法,而造成偏頗的判斷或先天的阻礙。此外,外交部的面試人員僅受訓三天就上線,也有訓練不足的問題 [3]。在面談官權限大,但他的判斷又可能出問題的情形下,偏偏面談過程的錄音錄影又難以取得。一旦面談未通過後,若想要申請面談過程之錄音錄影外交部均以保護個人資料為由拒絕,致使當事人就資訊掌握顯然不足,致使往後救濟程序之困難度提高。

        • (2)國籍取得的困難

          • A.「品行端正」要件過於空泛

            在立法院2012年一讀通過內政部國籍法修正草案與2014年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內政委員會會議之討論中,關於《國籍法》第3條,內政部仍堅持使用抽象用語「品行端正」作為外籍配偶歸化的條件之一,並在草案中新增一條立法說明,表示內政部擁有對於品行是否端正的最高裁量權,如此無異將判定人民是否擁有國籍的行政權無限擴張。

            類似於《國籍法》第3條行政權無限擴張,以致於侵害新移民人權的情形,也出現在《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3條上。《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3條上 [4]給予外交部針對獲得依親簽證但曾在台逾期停/居留的外配在簽證上註記的權利,這些註記令他們「停留不得轉居留」。即使他們在台有合法的婚姻與家庭生活、撫養子女、父母,但他們每六個月,甚至兩個月就必須出境,也不能合法工作,嚴重影響家庭團聚權利。

            對於這樣的情形,監察院在2009年7月31日對外交部提出了糾正案 [5]中指出,外籍配偶和一般外國人不同。對後者簽證的核發與否自然是我國自由,但對前者實已牽涉我國公民的家庭團聚權。如果外交部要行使跟移民署一樣的權力,各種法規程序的嚴謹程度也應比照移民署。如果人員專業程度無法比照其他機關,就不應在驗證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擅自註記簽證。

            同樣的情形還有《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12條的問題 [6]。根據2012年12月監察院《跨國婚姻事務之管理與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7],《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12條[8]對於拒發簽證的認定條件用語抽象,致使駐外館處依親居留審查存有依個案認定判斷標準不一之情形,外交部不應漠視此問題的嚴重性。

          • B. 家暴離婚或喪偶的外配適用嚴苛之財力證明

            現行國籍法第4條認定遭受家暴離婚或喪偶的外配身份變成一般外國人,所以要歸化我國國籍將適用嚴苛的財力證明條款。而在內政部的修正案中,第4條改為政府可承認受暴離婚、喪偶之外配可等同一般外配偶適用較為寬鬆的財力證明歸化標準,但前提是喪偶的單身外配必須要扶養配偶父母,但該條文並沒有給予「扶養」更明確之定義,倘若外籍配偶遭受在台家人刁難或是扶養配偶父母的方式不被政府認定,可能就失去特殊歸化的權利,進而影響其自己及子女的權益,此外,根據《民法》第1115條對於扶養義務之規定,配偶的父母排在第六位,因此喪偶外配應優先撫養自己子女而非配偶父母。

            內政部版本的《國籍法》第3條與第4條草案將是影響外籍配偶取得國籍的重大關鍵,而政府對喪偶外配歸化的種種防堵,將無法實現〈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和第24條中對家庭、兒童的積極保護,同時也直接違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2條、第5條、及其第21號一般性意見針對女性國籍權保護的意見,並且也違反了〈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的不使兒童與父母分別的規定。

        • (3)法律普及的書少又有錯:

          就像科學需要科普的書籍一樣,法律也需要法普(法律普及)的書籍,這是專業知識擴大流傳範圍的重要部分。但是台灣的法普書籍少,然後有的又有錯,民眾讀了反而可能被誤導。

        • (4)法律人論述能力有問題

          前面幾項問題,又都與法律人論述能力不足有問題。這部分的討論可以參考「法學教育培養出只會考試的法律人」的成因分析彙整報告。

      2. 語言溝通困難

        • (1) 通日常語言不代表通法律用語之問題未受正視

          移工或新移民可能因為來台數年可以流暢溝通而未被詢問是否有通譯之需求,縱使有主動詢問,他們也可能以為自己中文能力已足堪應付司法活動,但實際上他們對於中文無法精確的掌握或根本無法理解法律語言,往往因為理解錯誤而造成誤答,形成不利之結果。

        • (2)通譯制度不健全

          • A.缺乏通譯

            根據近三年之統計資料,司法單位與警察機關受理之家暴案件11萬件當中,新移民配偶為家庭暴力受暴者約有9,500多件,但是這當中運用通譯人力資源的僅有108件,比例明顯偏低。東南亞移工相較於東南亞新移民配偶而言,中文能力更貧乏,但是在面對訴訟糾紛時,常常面臨缺乏通譯的窘境。根據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十四條第三款「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六)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然而,台灣社會制度長期忽視通譯服務在人權上的重要性,在司法審訊相關過程當中,往往只有在法庭庭訊時才有特約通譯人員的編制,在警察機關或其他第一線現場,卻不見得有通譯人員提供翻譯服務。而通譯需求數量被高度低估,也使得專業通譯工作者承接案量有限,無法發展穩定職涯。

            這種通譯的缺乏,也有城鄉差距,以及不同語系缺乏嚴重度不同的狀況。以移民署所提供的通譯人才資料庫為例,目前在那個資料庫上登錄,提供東南亞語系有1326位,然各語言通譯人員所擁有的人數並非一致,且未及於台灣各縣市,部分區域有通譯需求時,將面臨無通譯可提供協助狀況。

            表一 內政部移民署 通譯人才資料庫東南亞語種通譯服務人數概況(資料日期:105/06/15)

            語種 越南 泰國 寮國 馬來西亞 印尼 柬埔寨 緬甸 菲律賓
            人數 769 136 1 6 307 29 39 39

            在缺乏通譯的情形下,許多僅是粗通中文的新移民常常面臨到,必須以不熟悉的語言進行攸關個人權益至鉅的訊問與筆錄,這當中可能造成的人權斲傷,卻長期遭到漠視。

          • B.通譯品質未妥善控管

            縱使好不容易有了通譯,但是通譯的品質良莠不齊也是嚴重的問題。由於缺乏通譯,常會使用臨時的通譯工作者,但是在面對司法相關名詞的通譯工作時,許多臨時的通譯工作者無法精準、正確地進行通譯工作;或者是,通譯者本身就是案件當事人,例如常見的仲介與移工之間的契約糾紛,通譯者本身的立場已經涉入其中,而失去通譯專業所需的中立性。

            通譯的品質良莠不齊與通譯的培訓考核制度不完備有關。法院與檢察署建置之特約通譯名單,二年一期,每期皆須接受相關通譯、法律素養、庭務等等相關培訓;相較之下,移民署所提供的通譯人才資料庫(以各類相關公務單位之通譯溝通服務為主),雖要求通譯人員必須通過筆試及口試要求方能取得結業證書,然而培訓課程內容及要求之時數顯然不足以應付各類相關公務單位在溝通時,可能會使用的專業用語。為了釐清責任,移民署多次說明,該平台僅為整合現有通譯資源,而不具有培訓、檢核、管理、以及財務支持。但這也呈現了培訓考核制度不完善的現狀。

          • C.通譯費標準不一

            新移民可能接觸的單位包括法院、檢察署、警政單位、移民署、勞政機關、家暴中心及社會局等。但是這些單位通譯並無統一法規,擔任通譯之旅費、交通費等各單位之給付標準也不一致。

          • D.相關單位(例如警察)未正確使用通譯

            除了通譯本身的問題外,使用通譯的相關單位,對於如何正確使用通譯欠缺認識,也是個問題。有警察要求通譯以利誘等方式協助不正取供。甚至有早在通譯到場之前,筆錄已完成,通譯根本未參與所有活動,卻仍要通譯仍簽名於筆錄之上的情形。

    • (二) 精神障礙與智能障礙者

      精神障礙與智能障礙者遇到的困境是,法官、檢察官不太了解精神或智能障礙者在想什麼,會覺得他的反應很奇怪。有些精神障礙者不適合受審。要受審判,腦筋要清楚,才知道怎麼跟律師溝通,律師也才知道怎麼辯護。甚至有時候當事人根本無法理解自己為何會在法庭。但法官可能沒有理解到這是一個問題,會先入為主的認為他是不知悔改,或覺得他在裝病或裝笨,而律師是魔鬼辯護人要幫他拖罪等等。

      另外有些「為時已晚」的案件,當事人並不知道自己精神或智能狀況有問題,他父母也不知道,甚至他父母也有智能問題。但到法院以後,法官看到的就是一個人做了很誇張的事情,甚至可能是重大刑案,但法官不知道事情全貌或前後因果,所以會覺得今天律師突然提出當事人有精神或智能障礙,根本就是在替他拖罪、在裝病或裝笨。

      這些刻板印象和偏見,往往讓精神或智能障礙者在法院裡面得不到應有的保護,或是公平的對待。

    • (三) 少年

      少年案件算是法院體系中,比較獲得人性對待的。少年法院的法官比較能夠看到人,而不是他做的事情。包括他為什麼做這些事情?成長背景怎樣?身體有什麼狀況?比如過動、亞斯伯格的人,放在成年人法庭,法官可能會覺得頑劣,但在少年法庭會比較不同。這也許是因為少年法庭配有社工、調查官,他們有資源來了解這個人更多。

      但同時,少年案件中仰賴法官幫少年找資源,這就牽涉到城鄉差距問題。比如一個少年是性侵加害人,法官要送去輔導,都會區這樣資源比較多;在偏鄉,就會缺乏加害人輔導資源。如果念過犯罪學就知道,輔導資源早點介入,結果會很不一樣。

    • (四) 被害人

      被害人在此指的比較是刑事案件中因為犯罪事件而遭到傷害的本人或是親友。被害人的弱勢處境,說明如下(另可參:法務部100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體檢報告」成果報告書):

      1. 現行刑事法律不太有修復的概念

        現行的刑事法律主要是處理被告有沒有罪,要判刑多久的問題,但是其實不太能處理「修復」的問題。修復指的就是透過被害人的參與,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提出自己的想法,也接受加害人的懺悔,讓雙方有和解的機會。然而在現行的刑事法律中,被害人想追求真相的心情,有時是被忽略的,被害人連想了解最基本的司法到底查了什麼事,都會遇到困難,例如必須請律師去閱卷才能拿到卷宗資料。另外,被害人想追求的真相有時是和司法體系所關心的真相不同。被害人想知道為什麼是自己?為什麼要殺害自己的親人?他是如何殺害?加害人真的後悔了嗎?但事實上可能嗎?這些可能都是被害人關心的,但不是司法的關心所在。

      2. 被害人保護制度的問題

        目前台灣已經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但是相關的制度仍有以下問題:

        • (1)以補償金為主線思考,忽略社會性支持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是以補償金為主線思考,其中提到社會性支持的部分很少,也很籠統,只說可提供被害人哪些協助,卻沒有更確切的規範。真要以被害人為主體來思考,就必須真正把這個身分納入社會福利及安全體系,與社會救助相關等許多法律,甚至性侵害防治條例、少年事件處理法結合,把被害人身分當成其中一個對象時,才能想到不同的需求。

        • (2)忽視犯罪的國家責任

          在《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中也可以看到,國家不把犯罪的發生當成是國家的責任。在《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中,補償金的錢要從加害人勞動金裡支出、追償,問題是犯人在牢獄裡,還必須負擔個人一些費用,不太可能100%夠用,但是國家的想法是盡量避免讓國庫墊付被害人的補償金。這樣的心態基本上就是認為國家對於犯罪是沒有責任的,但是犯罪的發生往往是某程度的社會性成因,其實是需要社會一起來面對、承擔的。

      3. 被害人不被社會接受

        • (1)輿論會攻擊不符被害人形象的被害人

          在發生兇殺案件的時候,輿論會以還被害人一個公道為由,要求判被告死刑,但其實不是所有被害人都這樣想。有些被害人是希望淡忘、遠離這些痛苦;有些被害人是希望真正地了解加害人、為什麼他這麼做,然後選擇原諒。然而如果有被害人表達出這樣的心情,反而會被輿論攻擊說「你不了解其他被害人的痛苦嗎?」、「你難道不知道這些人最死有應得嗎?」之類的話。

        • (2)「被害人」被人們當成是負面標籤

          此外輿論雖然表面上是同情被害人的,但是講到真的要協助被害人時,例如幫忙照顧遺族,其實沒有幾個人願意。甚至在論及婚嫁時,被害經驗因為有時會伴隨著坎坷的成長過程,還可能被拿出來挑剔,被認為不是好的結婚對象。

      4. (五) 其他建議分析的弱勢者

        由於時間有限,還有許多弱勢者在司法上與法律上的困境無法一一探討。在6月21日的會議中,與會者建議了一些需要探討的弱勢者類型,這些類型如下:勞工、原住民、被害人及其家屬、殺人犯、加害人家屬、行政法庭中的人民、愛滋病患。

        關於勞工是否算上弱勢者,這在會議中一開始受到質疑,因為目前對於勞工的保障相對較多(少年在現在的司法中是否仍算弱勢,也受到討論)。不過後來大家在討論了弱勢的定義,並具體說明了勞工的弱勢情境後,認為應該也要將勞工納入,理由是勞工相對於資方確實比較弱勢。雖有規定可成立工會,但實際上困難。此外,勞僱武器不對等,勞方遇到訴訟時可以跟法務諮詢,但勞工沒辦法。再來,真的打訴訟時,訴訟相關的資料都在資方。最後,有些勞工法庭的法官會偏向站在僱主的立場。


  1. 法務部,2012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初次國家報告〉第27點
  2. 內政部,2011年8月26日,台內移字第100093390號
  3. 婚姻面談制度更完整的檢討可以參考監察院2012年的《跨國婚姻事務之管理與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然而,外交部並無修正上述問題,並且在2014年11月5日由南洋台灣姊妹會舉辦的境外面談與家庭團聚權政策對話論壇中,外交部逕自宣稱越南境外面談的配偶大多是在越南已有婚姻的境管移工,意圖合理化境外面談制度中面談官主觀裁量權過高之問題,然而,外交部會議所發表之數據,與其呈交給立法院國防外交委員會委員的資料不符,外交部對此應盡速檢討。
  4.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3條
  5. 監察院2009年7 月 31 日糾正案文摘要:外交部對外籍配偶來臺簽證申請准駁,概認係屬政治問題,不受司法管轄,侵害當事人訴訟基本權,同時濫用外國護照簽證條例所賦予之裁量權,對外籍配偶簽證申請之拒絕處分,不採書面方式及未附理由暨未載明不服時如何救濟之教示條款,侵害當事人訴訟基本權,並有違武器平等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有悖。另於辦理外籍配偶簽證申請(居<停>留簽證)准駁,未基於事物本質與一般外國人為不同對待,違反憲法第八條平等原則並有侵害人民家庭團聚及共同生活權之嫌。
  6.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12條
  7. 2012年12月監察院《跨國婚姻事務之管理與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第141頁:「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 12 條規範拒發簽證之各款情形。惟上開各款情形,包括:『在我國境內無力維持生活,或有非法工作之虞者』、『有事實足認意圖規避法令,以達來我國目的者』、『其他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者』等項,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復由於就事實之認定,未訂定明確之判斷基準,致使駐外館處依親居留審查存有依個案認定判斷標準不一之情形」
  8.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12條

彙整人林瑋婷

彙整範圍

  1. 李艾倫口述成因分析記錄(記錄人:廖禾安、林瑋婷)
  2. 張靜如成析分析報告
  3. 0621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籌備會議討論
  4. 林作逸相關文章:
  5. 0702、0709評估會議會議討論

司法問題

  • 弱勢族群在司法中需要更多協助

    有些弱勢族群,如原住民、新住民、身心障礙者等等,因為文化背景或是語言與台灣主流文化不同,或是因為自身的弱勢處境未受司法所重視,因此在司法過程中遇到許多不被理解,或未受到適當協助的困境。

    例如原住民、新住民吃上官司,聽不太懂警察、檢察官、法官在講什麼,所以需要通譯來幫他們翻譯。但是通譯的品質參差不齊,有的會自己加減內容或是對法律用語也不是很了解,導致這些人在官司中吃了虧也不自知。

    又例如一些智能不足者,被詐騙集團騙走他的銀行帳戶,卻被當成詐欺幫助犯來處理。或是過動兒被當成罪犯送到少輔院,沒有接受特教協助,反而把他當成很不乖的孩子加以教訓、處罰,甚至最後慘死。

網友意見

@Frank_Lin
「弱勢族群」應該以「經濟能力」來區分,不應單純以「身份別」來區分。經濟能力好的民眾,可以負擔委任律師或向律師諮詢的費用,應無特別保護或給予補助的必要。經濟能力弱的民眾,無資力委任律師,此時國家才有特別予以保護或給予補助的必要。
原住民或新住民,也有經濟能力很強的,例如原住民醫師、原住民工程師、原住民公務員、自行創業開公司的新住民,這些經濟能力強的原住民或新住民,不應該只是因為其「身份」是原住民或新住民,而享有國家特別的保護或補助,否則對於「閩南人」或「客家人」族群而言,似乎是違反平等原則。試想:「經濟能力弱的客家人」跟「經濟能力強的原住民」對簿公堂,如果國家只保障原住民,對於客家人豈非不公?而且該原住民既然已經有足夠經濟能力,卻仍享有國家的補助,亦顯然不公義。
因此,應一律以「經濟能力高低」作為國家是否提供經濟補助或協助之標準。至於原住民、新住民聽不懂中文,而需要翻譯人才部分,這部分不止原住民、新住民有此需求,外國人也有此需求,這部分本來就是國家應該提供之輔助,與是否弱勢無關。
智能不足、身心障礙人士,由於有特殊需求,此部分除了應由國家提供律師諮詢協助外,應該也要提供社工人員、心理諮商人員作為輔助。

@billy3321
感謝您的留言。
不過,所謂身分別,有時候影響的可能也很大。比如新移民背景,可能對中文理解能力就不好;原住民,他們有不一樣的文化(比如打獵),而與漢人文化,以及依據文化所制定出的法律可能容易有衝突。當然你說的對,外國人也需要這樣的協助;但外國人要取得協助相較之下比較容易,但新住民卻不一定有資源。
當然,我認同「經濟能力弱的客家人」跟「經濟能力強的原住民」這邊可以多思量,但所謂的保障,我想也不是只保障一方,而是提供協助,讓雙方能擁有正當的法律程序,以及保障辯護等等權益不會受損,並幫助當事人確實理解法庭對話,與描述事實,以還原真實。
這是我對此問題的看法,也歡迎您指正,謝謝!

@zero490
法官對環境不好或學歷低的被告,常以與本案無關為由不給被告發言,有礙發現真實。
我法庭觀摩的情形是被告要做解釋,描述前因後果,法官卻以與本案無關為由不給發言,而告訴人是高知識背景卻給他最完整的待遇,並在判決書上以告訴人描述的前因後果為判決背景,但對於告訴人的描述,相信很多人都可以知道告訴人會加油添醋,即便錯了,最後也會以記憶模糊來逃避其不實描述。
環境不好或學歷低並非弱勢族群,在弱勢族群上我國司法積極推動保護,弱勢族群在法律上有大概的界定,我所指的是經濟與學歷上的弱勢必須被強調,這部分的人是沒受到特別保護但有被輕視的,弱勢族群在司法中需要更多協助這問題中已經有人提到經濟地位,但應該繼而強調職業與學歷,以前的新聞曾報導高學歷代表有教化可能從輕判決?
舉例而言一個總裁跟一個清潔婦,審理竊盜罪(30000元為例),法官可能劈頭就問清潔婦她知不知道對方是總裁(潛意識就認為總才不會為這小前爭執而認為清潔婦有犯罪行為)。再以仙人跳的相反例子,一個老師與一個業務員,老師不法侵權業務員,業務員要求賠償,卻最先被認為是仙人跳,只因對方職業不高尚?所以我認為應該強調職業與學歷,只描述弱勢族群可能會使這部分人被忽略。
補充一點,有前科的人也容易影響法官心證。
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將職業與學歷的弱勢強調一下,我的經驗是法律輔導的,幾年前我曾經在輔導法律問題時就發現了一個問題,當單親家庭或原住民來問問題時,我這邊都可以轉介公設辯護人,而如果是學生或一般家庭的媽媽,我這邊卻不知道怎麼回答,幾個例子讓我記憶猶新,一個是大學女生為她男朋友卻只能請律師,一個媽媽剛死了丈夫帶著小孩只能請律師,一個媽媽剛破產也只能請律師,處理情形是只要你不是低收入戶或原住民或身心障礙你只能請律師,我是希望是不是能將在標題上就將學歷與職業補充上去或著是改成司法弱勢,一般人認知的弱勢族群,像我還沒輔導前我認知的弱勢族群只有有證書的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心障礙人士,而司法弱勢卻不局限於弱勢族群。
所以我認為應該強調職業與學歷,只描述弱勢族群可能會使這部分人被忽略。補充一點,有前科的人也容易影響法官心證。
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將職業與學歷的弱勢強調一下,我的經驗是法律輔導的,幾年前我曾經在輔導法律問題時就發現了一個問題,當單親家庭或原住民來問問題時,我這邊都可以轉介公設辯護人,而如果是學生或一般家庭的媽媽,我這邊卻不知道怎麼回答,幾個例子讓我記憶猶新,一個是大學女生為她男朋友卻只能請律師,一個媽媽剛死了丈夫帶著小孩只能請律師,一個媽媽剛破產也只能請律師,處理情形是只要你不是低收入戶或原住民或身心障礙你只能請律師,我是希望是不是能將在標題上就將學歷與職業補充上去或著是改成司法弱勢,一般人認知的弱勢族群,像我還沒輔導前我認知的弱勢族群只有有證書的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心障礙人士,而司法弱勢卻不局限於弱勢族群。

@1126
連長期家暴、有錢買槍殺妻的 ,都有法扶律師幫忙,我認為這是在佔用弱勢資源。

@billy3321
感謝您的留言,不過長期家暴、買槍殺妻,不一定就不是弱勢喔。您是否可對您的論述多說一點呢?如果弱勢族群真的是當事人,他應當有權獲得來自法扶的協助呀。您是否可以具體指出您看到的案例是什麼?這樣比較能聚焦討論喔!感謝您一起參與討論!

@1126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513/860314/

billy3321
感謝您分享連結。在此協助您貼上新聞全文:

施信誠(45歲)有妨害性自主、妨害自由等前科,妻子因不堪長年遭受家暴,聲請保護令,並在前年趁施另案被羈押時,躲到新北市訴請離婚,今年3月10日, 施男輾轉查出妻子工作的寵物店地址,持槍登門指著妻子頭部威脅「跟我走!」妻子大喊「不要!」施男憤而開槍射擊其左額頭斃命。
《蘋果》報導,施男靠著不知情的親友救濟,南下躲藏5天後,致電給家人後投案,施男到案時,先是向警方哭訴,因太愛妻子才會衝動下手,「很後悔」,到檢察官偵訊時卻改口稱「我就是要她死!」等遭聲押見到法官,竟又哭求法官「請判我死刑。」
士林地檢署昨偵查終結,將施男依殺人罪起訴後移審法院,他先是向法官說明,殺妻動機包括不滿妻子擅自墮胎,偷走他的積蓄,之後突然嗆法官「反正你也不敢判我死刑」,一旁法扶律師急忙制止,要施男「不要亂講話」,法官最後裁定施男繼續羈押。
即時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這個人確實有法扶律師的幫忙,但問題是,他是否弱勢,與他的行為是獨立關係。

也就是說,他是不是低收入戶,和他是否買槍不一定有絕對的關係;從文中其實也沒看到他不是弱勢的證據。

如果您有看到比較可以證明的文章,還請您幫忙貼上喔,謝謝!

分析範圍

含蓋各類弱勢者,但由於不同弱勢者情況不一,以弱勢處境的類型分析為主。

利害關係人

律師、法官、檢察官、警察、各種弱勢者

相關法律

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行政訴訟法、法律扶助法、刑法、國籍法、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相關議題

司法精神鑑定、法律扶助制度、司法可親近性、現代法律中的基本預設、被害人保護、文化衝突、程序權保障、司法通譯、標籤化

分析結果

對於弱勢族群在司法上需要更多協助這個問題,一開始必須處理的問題就是,討論框架到底要用不同的身份別來區分,還是被不當對待的方式來區分?在7/9的評估會議中,與會者提到用身份作區分可能產生另外的危險,這是因為身份的區分一方面是讓弱勢者的弱勢情況可以被看到,但另一方面產生的危險就是標籤化或是漏未注意。在考量到不可能將所有弱勢者的類型窮盡、避免不必要的標籤化,以及其實一些弱勢處境是普遍的,一般人也會陷入,因此在以下的討論中,將採用被不當對待的弱勢處境來區分。

而一旦不再用常見的身份別來作區分,例如智能障礙者、原住民、移工或移民等等,那到底怎樣叫「被不當對待的弱勢處境」?這些弱勢處境的分類基本上整理自原有的弱勢身份別遭受對待的方式,至於什麼叫做「不當」,由於本篇分析報告是歸納現有的狀況,因此所謂的「不當」,是隨著社會對於弱勢處境的「承認」來變動。舉例來說,歐洲認定弱勢者可能是他和社會溝通的能力比較差,這是比較講求緊密互動的情況下才會認定的弱勢,但關於這部分的討論在台灣目前還不太有,就沒有放到本報告之中。

至於「需要更多協助」到底是指需要哪些協助,其實是解決方法的討論,在本階段不處理,而只先探討應該要注意到的弱勢處境類型。

最後在進入正式分析前還是要提醒,最根本的與其說是要清點完所有弱勢者或弱勢處境,不如說希望大家願意真心理解不同個體以及個體的處境,這才是改變的契機。

在司法中的弱勢處境,大致可以分成兩種情形。第一種是「假平等」的問題,也就是宣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其實不同人的處境可能很不同,沒有注意到這些不同而導致人們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或易受傷害的處境。第二種是「貼標籤」的問題,也就是注意到某些群體的特殊性,但不去進一步了解或接納被歸類為某些群體的人的真實狀況,甚至傷害他們。
  • 一、假平等的問題

    假平等的問題,大致可分成以下幾個面向來探討:

    • (一) 程序參與的問題

      訴訟法上雖然對於當事人有相關的訴訟程序權,但是弱勢者實際上卻可能因為弱勢處境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實際上在司法程序的參與過程中,容易處於相對不利、遭忽略的地位,甚至是遭到傷害。

      1. 法律資源的匱乏

        弱勢者在司法中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法律資源的匱乏。他可能在經濟上有困難,請不起律師;資訊上有所不足,不知道有法律扶助基金會、不知道怎麼找可靠的律師,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法律上可獲得的保護。例如智能障礙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智能障礙」,而且可以作為量刑上減輕的因素。又例如卡債族根本不知道有法律針對卡債有設特別的處理機制。文化上也可能阻礙個人去尋求法律資源,例如原住民在觀念上認為找律師就是作賊心虛,於是放棄在偵查中請律師的權利。

      2. 案件遭司法人員忽視

        弱勢者無權無勢,有時候他的案件就會遭到司法人員的忽視。例如說之前屏東漁船上,有兩個移工死掉。一個是掉到海裡、一個死在船上,檢察官查了半天連起訴都沒有起訴。又例如或者是來台工作的移工在工地遭電擊重傷後死亡,所有人都表示不認識他、沒有僱用他,但工地包商的前妻卻又曾匯錢給那位移工的家屬。最後找不到人要為這名移工的死亡負責,家屬也沒有獲得賠償(參「電焊工人神秘死亡案」)。

      3. 陳述上的困難

        一些弱勢者在司法過程中,也會遇到陳述上的困難。這種困難大致可分成兩種情況,第一是陳述能力的障礙,第二是語言溝通的困難。

        • (1)陳述能力的障礙

          一些精神或智能障礙者不見得能夠理解司法程序在做什麼,也就不知道要怎麼為自己主張權益。一些精神或智能障礙者本身是被害者,但是由於陳述能力的不足,說的話難以被法院所採信。這樣的困境在特教學校的性侵害案件上,又顯得更為嚴重,相關討論可以參考「特殊孩子無法做證?」等相關文章。

          也有一些人不算醫學上所認定的身心障礙者,但是陳述能力也不是很好,法官沒有受過心理溝通的訓練,也不知道該怎麼跟他們溝通。而且法官通常訂庭期只給十五、二十等分鐘,在時間的壓力下,也就更難好好和當事人溝通了。

        • (2)語言溝通的困難

          語言溝通的困難則常見於外國人、移工、新移民,或是原住民等,母語並非中文的人。在台灣,法庭溝通是以中文為主,在法庭上非以中文為母語者,可能就會因語言的問題而實質上難以充分了解、參與法庭活動。

          • A.熟悉日常語言的使用不代表熟悉法律用語

            外國人、移工、移民或原住民可能日常語言溝通沒問題,而未被詢問是否有通譯之需求,縱使有主動詢問,他們也可能認為自己中文能力已足堪應付司法活動,但實際上他們對於中文無法精確的掌握或根本無法理解法律語言,往往因為理解錯誤而造成誤答,形成不利之結果。

          • B.通譯制度不健全

            • a.缺乏通譯

              根據近三年之統計資料,司法單位與警察機關受理之家暴案件11萬件當中,新移民配偶為家庭暴力受暴者約有9,500多件,但是這當中運用通譯人力資源的僅有108件,比例明顯偏低。東南亞移工相較於東南亞新移民配偶而言,中文能力更貧乏,但是在面對訴訟糾紛時,常常面臨缺乏通譯的窘境。根據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十四條第三款「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六)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然而,台灣社會制度長期忽視通譯服務在人權上的重要性,在司法審訊相關過程當中,往往只有在法庭庭訊時才有特約通譯人員的編制,在警察機關或其他第一線現場,卻不見得有通譯人員提供翻譯服務。而通譯需求數量被高度低估,也使得專業通譯工作者承接案量有限,無法發展穩定職涯。

              這種通譯的缺乏,也有城鄉差距,以及不同語系缺乏嚴重度不同的狀況。以移民署所提供的通譯人才資料庫為例,目前在那個資料庫上登錄,提供東南亞語系有1326位,然各語言通譯人員所擁有的人數並非一致,且未及於台灣各縣市,部分區域有通譯需求時,將面臨無通譯可提供協助狀況。

              表一 內政部移民署 通譯人才資料庫東南亞語種通譯服務人數概況(資料日期:105/06/15)

              語種 越南 泰國 寮國 馬來西亞 印尼 柬埔寨 緬甸 菲律賓
              人數 769 136 1 6 307 29 39 39

              在缺乏通譯的情形下,許多僅是粗通中文的新移民常常面臨到,必須以不熟悉的語言進行攸關個人權益至鉅的訊問與筆錄,這當中可能造成的人權斲傷,卻長期遭到漠視。

            • b.通譯品質未妥善控管

              縱使好不容易有了通譯,但是通譯的品質良莠不齊也是嚴重的問題。由於缺乏通譯,常會使用臨時的通譯工作者,但是在面對司法相關名詞的通譯工作時,許多臨時的通譯工作者無法精準、正確地進行通譯工作;或者是,通譯者本身就是案件當事人,例如常見的仲介與移工之間的契約糾紛,通譯者本身的立場已經涉入其中,而失去通譯專業所需的中立性。

              通譯的品質良莠不齊與通譯的培訓考核制度不完備有關。法院與檢察署建置之特約通譯名單,二年一期,每期皆須接受相關通譯、法律素養、庭務等等相關培訓;相較之下,移民署所提供的通譯人才資料庫(以各類相關公務單位之通譯溝通服務為主),雖要求通譯人員必須通過筆試及口試要求方能取得結業證書,然而培訓課程內容及要求之時數顯然不足以應付各類相關公務單位在溝通時,可能會使用的專業用語。為了釐清責任,移民署多次說明,該平台僅為整合現有通譯資源,而不具有培訓、檢核、管理、以及財務支持。但這也呈現了培訓考核制度不完善的現狀。

            • c.通譯費標準不一

              可能使用到通譯的單位包括法院、檢察署、警政單位、移民署、勞政機關、家暴中心及社會局等。但是這些單位通譯並無統一法規,擔任通譯之旅費、交通費等各單位之給付標準也不一致。

            • d.相關單位(例如警察)未正確使用通譯

              除了通譯本身的問題外,使用通譯的相關單位,對於如何正確使用通譯欠缺認識,也是個問題。有警察要求通譯以利誘等方式協助不正取供。甚至有早在通譯到場之前,筆錄已完成,通譯根本未參與所有活動,卻仍要通譯仍簽名於筆錄之上的情形。

      4. 法庭內兩方地位的不對等

        法庭內的兩造當事人都各自帶著他們既有的社會資源進入法庭,而這些社會資源的差異,就可能會讓兩造在法庭內的地位實質上很不對等,以致於訴訟的勝敗與其說是因為事證本身,而不如說是受兩造不同的社會資源所影響。例如勞資爭議中,資方有專門的法務在協助他,訴訟資料也多半在資方,勞方能取得的有限證據也不見得被採納。又例如在行政法庭上面對政府單位的人民也有類似的困境,政府單位比較有能力請律師、資料在它手上。更麻煩的是政府提供給行政法院的資料還可能用各種理由,要求法院不要提供給人民看。如果行政法院欠缺對於權力不平等的認識,很容易就限制人民閱卷,使人民更陷入訴訟上的不利處境。

      5. 沒有程序參與的地位

        在當代被害人權益開始受到討論之時,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不被當成主體也成為了問題。現行的刑事法律主要是處理被告有沒有罪,要判刑多久的問題,而被害人可能希望在刑事司法過程中去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提出自己的想法。在現行的刑事法律中,被害人想追求真相的心情,有時是被忽略的,被害人連想了解最基本的司法到底查了什麼事,都會遇到困難,例如必須請律師去閱卷才能拿到卷宗資料。另外,被害人想追求的真相有時是和司法體系所關心的真相不同。被害人想知道為什麼是自己?為什麼要殺害自己的親人?他是如何殺害?加害人真的後悔了嗎?但事實上可能嗎?這些可能都是被害人關心的,但不是司法的關心所在。

        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參與是很被動的,是由法官、檢察官視需要才傳來問,不想傳的話連講話的機會都不太有。傳來問的時候,也不見得注意到被害人需要受保護的需求。有的檢察官在偵查庭的時候,還把告發人和被告是放在一起,同一庭在偵查,那試問告發人怎麼敢真正地講出來他告發的原因?

    • (二) 案件中的人未被看到

      弱勢者除了在程序參與的過程陷入不利處境,他在司法過程中,本身也容易被化約成案件。至於他本案之外的生命經驗、所處的複雜社會處境,都可能被忽略。

      1. 成因

        • (1)基本法律預設是原子化的個人

          當代法律中預設的人是「原子化的個人」。原子化的個人指的就是,人不被視為存在於社會關係之中,而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人的個體差異被抹除,在法律上都被預設為獨立而同質的具理性思考能力個體。而這樣的預設其實容易讓弱勢者因為所處的社會情勢,導致他處於相對不利或易受傷害的位置的這個問題,遭到忽略。

          當代法律預設著原子化的個人,容易讓司法人員把活生生的人,切割放入法律框架中來看待。舉個例,像是毒品案件,爸爸因為毒品案件入獄了,家裡就沒有經濟來源,媽媽也不太有工作能力,或是工作能力不足,媽媽入不敷出有了卡債。當小朋友開始長大,需要打很多工的媽媽疏於管教,開始出現少年問題;爸爸回來後又失業,開始跟媽媽爭執,就有了家暴、家事案件;若家裡有長輩,又有長照問題。辦案的時候,會發現像粽子一樣,關連性很強;但在法院就只是案號。法官只是看到自己手上的案件,卻沒有看到「人」。

        • (2)司法人員對弱勢群體欠缺認識

          雖然當代法律基本的預設是原子化個人,但是某些弱勢群體的處境已經逐漸為人所知,甚至規範到法律內,但部分司法人員對這些弱勢群體仍欠缺認識。例如精神障礙及智能障礙者的情形,在司法人員對精神障礙及智能障礙者欠缺認識的情形下,容易誤以為他們就是邪惡、頑劣,或是假裝以逃避刑罰。又例如卡債族的情形,司法人員會問當事人說「都有債務了為什麼不找更好的工作?」、「為甚麼小孩要文具,買文具要錢啊?」、「那你都有卡債了為什麼還要扶養父母?」有些問題問起來很奇怪,背後可能涉及法官不了解處境也不了解相關法律。

        • (3)司法人員的執業狀況

          為什麼司法人員傾向看見案件卻沒有看見人呢?不同類的司法人員的狀況又可能有些不同:

          • A.法官

            第一點,法官都是非常優秀的人,唸書時成績就非常亮眼、通過司法官特考,某種程度上來說,人生的道路比較順遂。有些法官比較不能理解其他沒有那麼優秀的人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會有這樣的表現?而有些法官則覺得我苦過,我可以,你為什麼不行?但明顯的是你比較聰明、能考過考試。弱勢不只是比較沒有錢,可能還面臨沒有能力、沒有關係等問題。比如說一位律師,他今天也許一時沒有錢,可是他至少有專業能力,也認識有能力的人。而弱勢民眾相較起來,所認識的人就與前者非常不同,他很容易會在那個輪迴裡一直繞。這是法官難以理解的。

            第二點,管考的問題,當用數字的方式去管理考核法官的表現,結案就變成很重要的事(例如多久可以結案、一個月結掉多少案子)。有的法官會多花點時間傾聽、了解民眾,但也會碰到法官想要快速結案。例如外籍當事人可能要請通譯,也許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翻譯,或是表達能力沒那麼好,但法官要結案,就會變成壓力。又例如有躁鬱症的當事人,表達的方式會不一樣,但法律人的腦袋有一定習慣的思考模式後,比較不容易去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同理弱勢的處境。這些情形再加上結案的壓力,情況會更不理想。

          • B.檢察官

            檢察官的環境比法官更封閉且更沒有保障。如與相對獨立的法官相比,案件更容易被干擾。而檢察官也一樣有案件壓力。另外,檢察官應該一併注意有利不利,但因為他必須追訴,可能常常會忽略對被告有利的證據。

          • C.警察

            警察相較之下又更便宜行事。譬如說,刑事訴訟法有規定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等在偵查中必須有律師在場。之前有個案件當事人犯了很輕的罪,但警察撥電話給法扶時撥錯號碼,一個小時都沒有接通。警察當時就覺得算了,想趕快問一問,就開始問當事人。後來調閱錄影帶,可以發現那位當事人有相當長的精神疾病病史,他在受詢問的過程表現得很奇怪。警察或許會覺得這是小案件,趕快做完就可以下班,但他沒意識到,這樣的行為讓當事人權利受損。

          • 律師

            公設辯護人案件量很高,因此分配給每個案件的時間常常受到壓縮,實在很難好好處理每個案子。至於一般律師接法扶案件的狀況,有些律師在面對一些比較不容易相處、溝通、精神狀況也不太穩定的當事人時,會有著「為什麼今天我要提供免費服務?」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忽略了即便是他們不喜歡的人,也有接近法律的權利。特別是有些年長律師容易較有優越感,會用比較權威的態度對待當事人。

      2. 附帶影響:訴訟外的其他協助未被重視

        在司法過程中,個體的社會弱勢可能被化約成案件,有時候他的整體弱勢情況在司法過程外也同樣會遭到忽視。甚至因為過於將某類群體的問題「司法案件化」,而忽略了更加社會面的支持與協助。例如少年犯罪的問題,雖然《少年事件處理法》已經有針對少年有特別的保護,但是當少年犯被送到少年矯正體系時,是否受到足夠人性的對待仍是有疑問的。

        又例如欠卡債的人,不能只是看到欠卡債要上法庭的問題,而要看到卡債族重新站起來,可能也需要心理支持。

        又例如要保護犯罪被害人,不能只看到抓到兇手破案的問題而已,被害人要能重新站起來,需要將他們視為主體來作相關的制度性設計。他們可能需要金錢、需要社會支持,也可能需要與加害人關係的修復,需要單一窗口來處理種種需求。而國家也要看到犯罪發生的社會性成因,不能將問題只推給犯罪者,主動承擔起改善社會、協助被害人的責任。(犯罪被害人的弱勢處境另可參:法務部100年度委託研究計畫--「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體檢報告」成果報告書)

    • (三) 法律中的主流價值預設問題

      在法律當中,也有可能有看似普遍、中立的規定,但其實採用的是主流社會價值的預設。例如當代司法講求是非對錯,不太有關係修復的概念,但是對原住民來說,關係的修復是更重要的,忽視這一點會讓使用司法的原住民造成更多恐懼。例如部落中發生強暴案件,加害人是被害人的親戚,被害人會被說若你訴諸法律,會造成家庭破裂,受害者反而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又例如原住民狩獵屬於他們的傳統文化,但是當代法律有限制捕殺野生動物、使用槍枝的規定。這些規定原本出自於生活中沒有狩獵傳統者的考量,到底如何能在法律規範中納入原住民文化的考量,現在越來越受到討論,但如何規範仍有爭議。又例如越南有吃狗肉的習慣,就跟台灣人吃雞肉、牛肉一樣。但是台灣的《動物保護法》卻基於台灣人的生活習慣,將狗視為陪伴人的寵物,不可殺來吃,一概將越南移工殺狗來吃的行為視為犯罪。

  • 二、貼標籤的問題

    • (一)法律上的次等地位

      在面對一些弱勢者時,有時法律甚至會特別劃定出這一群人的身份,不但不協助他們,反而基於他們的身份而給予特別不利益的對待。例如東南亞籍的婚姻移民常被懷疑是假結婚,並基於懷疑他們是假結婚而設計了一套針對東南亞等特定21國人民的「境外結婚面談」制度。又例如針對移民訂定恣意而空泛的國籍取得限制,或是對於遭受家暴離婚或喪偶的外籍配偶,仍要求嚴苛的財力證明,才能取得我國國籍。這些法律明定的次等地位,使得這些弱勢者縱使走入法院也得不到任何協助。

    • (二) 司法相關的社會性標籤

      在司法過程中,有時某些弱勢者的弱勢處境沒有被真正了解並接納,連帶地他還會被貼上標籤,讓他的社會處境更為惡劣。刑事案件中的加害人是一例,先不論冤案的情形,縱使是真正的犯罪加害人,他會犯案也有可能是一系列社會弱勢處境累加的後果(例如湯姆熊隨機殺人案被告曾文欽的情形。相關報導請參:血是怎麼冷卻的:一個隨機殺人犯的世界)。而司法如果不去看到其中的結構性因素,也不給予相關協助,只是讓這些人的處境更為惡劣。更可憐的還有加害人的親人,也還被迫一起承受其他人的排斥與厭惡。

      除了加害人之外,弔詭的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也是被貼標籤的一群人。在發生兇殺案件的時候,輿論會以還被害人一個公道為由,要求判被告死刑,但其實不是所有被害人都這樣想。有些被害人是希望淡忘、遠離這些痛苦;有些被害人是希望真正地了解加害人、為什麼他這麼做,然後選擇原諒。然而如果有被害人表達出這樣的心情,反而會被輿論攻擊說「你不了解其他被害人的痛苦嗎?」、「你難道不知道這些人最死有應得嗎?」之類的話。此外輿論雖然表面上是同情被害人的,但是講到真的要協助被害人時,例如幫忙照顧遺族,其實沒有幾個人願意。甚至在論及婚嫁時,被害經驗因為有時會伴隨著坎坷的成長過程,還可能被拿出來挑剔,被認為不是好的結婚對象。

      前述貼標籤的問題,可能不只是推動反歧視法,或相關人權公約(如CRPT)的國內法化就能解決的。首先,反歧視法本身另外還有不當限制言論自由的疑慮;再來更重要的是,如果人們不是真正地去理解並接納差異,縱有法律規定,在執行上也會出現難以落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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