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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法官檢察官的機制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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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報告

報告人林孟皇

記錄人陳韋樵、林瑋婷

司法問題

  • 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以淘汰真正不適任的司法官

    人民所說的恐龍法官、壞法官,實際上到底是甚麼?具備那些要件會成為該被淘汰的恐龍法官、壞法官,根本說不清楚。司法改革關於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的部分,真正需要的是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而不是搶當審查人員。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當然不容易,卻才是正辦。

網友意見

John_Lin
理論上,基於人性的墮落面,無論甚麼群體,都難免有害群之馬,法官、檢察官自不例外,以往確實也有一些司法官出包。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絕對沒有人說不對,但除了有明確事證足認貪贓枉法的當然淘汰以外,所謂的不適任司法官,如何定義?如何將這樣的司法官挑出來淘汰?根本沒有人知道吧!

John_Lin
有沒有違反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要件相當明確,審查上應該沒甚麼大問題。

第十五條第二項:
法官參與各項公職人員選舉,應於各該公職人員任期屆滿一年以前,或參與重行選舉、補選及總統解散立法院後辦理之立法委員選舉,應於辦理登記前,辭去其職務或依法退休、資遣。
第十五條第三項:
法官違反前項規定者,不得登記為公職人員選舉之候選人。

有沒有違反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規定,情節重大?也還不算太模糊,審查較困難大概是情節是否重大。

第十五條第一項:
法官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政治團體及其活動,任職前已參加政黨、政治團體者,應退出之。
第十六條:
法官不得兼任下列職務或業務:
一、中央或地方各級民意代表。
二、公務員服務法規所規定公務員不得兼任之職務。
三、司法機關以外其他機關之法規、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或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
四、各級私立學校董事、監察人或其他負責人。
五、其他足以影響法官獨立審判或與其職業倫理、職位尊嚴不相容之職務或業務。

至於其餘各款情形,則以各種抽象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為要件,再外掛倫理規範,其規範密度極高,司法官不能犯的錯包山包海,幾乎無限上綱至道德層面及順從程度,好像動輒得咎,因而以情節重大或嚴重性的要件加以調和,降低規範密度,似乎合理。但以各種抽象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為要件,打擊面又超廣,審查標準的寬嚴就完全存乎審查人員一念之間,難免因不同個案而大異其趣,等於仰賴人治而非法治。

另方面,因法官法就個案評鑑的打擊面超廣,但犯錯也不一定構成情節重大,即無法凸顯司法官的正面與負面指標。換句話說,如果司法官再怎樣小心都很難避免真犯錯或得罪當道而被犯錯,那你要他再多注意甚麼?只會逼死人。又如果反正就算有事也很可能因不確定要件而混過去,那心臟強的又怕什麼?結果就是,以上開規定淘汰真正不適任司法官很難,但拿來整肅被看不順眼的有骨頭的司法官,倒是很有用,最後就算評鑑沒事,但名譽、精神、時間都受損了。

現行法官法能否將不適任司法官挑出來淘汰?還是造成反淘汰?因欠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實在不樂觀。簡單講,人民所說的恐龍法官、壞法官,實際上到底是甚麼?具備那些要件會成為該被淘汰的恐龍法官、壞法官,根本說不清楚。司法改革關於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的部分,真正需要的是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而不是搶當審查人員。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當然不容易,卻才是正辦。

分析範圍

以分析不適任法官的標準為何的問題為主,兼論不適任檢察官的問題。

利害關係人法官、檢察官

相關法律法官法

相關議題法官檢察官人事制度

分析依據

個人觀察與實務經驗。

分析結果

  1. 不適任司法官的界定欠缺標準

    大家應該同意,在長期的君主專制與威權統治下,臺灣社會有很深層的「包青天文化」,一般民眾對司法與法律的功能想像,多數仍停留在傳統中國法社會的意識中。目前關於怎麼樣才算是「好法官」,怎樣才算是「不適任法官」,確實欠缺共識,而且某些關於好、壞法官檢察官的標準可能是有問題的。這樣的情形可分成整體社會的面向,以及法律社群的面向來談。

    • 整體社會

      台灣的社會中存有傳統華人社會的正義感,由這種正義感所形塑的好壞法官判斷基準,與我國法律中所引進的普世人權價值不同。例子:

      1. 2013年11月21日八里雙屍命案被告謝依涵,於一審受判死刑,而於二審第一次開庭時,高等法院法官當庭送日本作家門田龍降的書「與絕望奮鬥」,並當庭跟謝依涵說「這本書的重心,在於被害遺族說了一段名言『死刑的意義在於,讓一個犯了殺人罪的犯人,誠實面對自己犯下的錯誤。』」(法官贈書勸謝依涵面對錯誤) 法官當庭送書教訓被告的案例,國內少見,刑事訴訟法也無規定法官可以當庭送書給被告或不可以,民眾或許認為法官懂得當庭教訓被告,是一位好法官。但是法官送一本「支持死刑」的書給被告,是否未盡調查即認定被告有罪應處以死刑,而心態偏頗?
      2. 2014年3月7日洪仲丘案一審宣判,18名被告中,有12位判6月、5月、僅有一位被告受判8個月,普遍被民眾視為輕判且受到批評。(洪仲丘案一審輕判 僅連長8月,餘17人6月或無罪)然而一審承審法官鄭吉雄在審判中時常強勢地批評被告(審判長鄭吉雄 震懾一竿子被告),卻又受到好評,那這樣的法官究竟是好法官還是不好的法官?
    • 法律社群

      在過去,法律社群對於什麼是不適任法官檢察官,有比較明確的判準,也就是法官、檢察官有「貪污」、「收賄」、「關說」之情形。但是現在這樣的情形已經很少了。

      一些新的倫理規範雖有制定,如101年1月5日司法院訂立之「法官倫理規範」、101年1月4日法務部制定之「檢察官倫理規範」,但部分內容偏向於道德宣示與行政細節,是否能用來作為評判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的標準,是有問題的。

      林法官認為目前新的而且重要的評判不適任法官的標準應該是,法官檢察官的作為是否符合程序正當性的要求,以及裁判品質之問題。特別是程序正當性的問題,比起裁判品質是更為重要的判準,因為裁判品質其實相當程度屬於法官的心證判斷,沒有客觀標準。

      雖然程序正當性逐漸開始成為判斷好壞法官檢察官的標準,但是關於程序正當性的重要性、標準為何,在法律社群內仍欠缺共識。例如:檢察官得否具體求刑(檢察官動輒具體求刑,未審先判也違無罪推定原則,監察院糾正法務部);檢察官得否違反禁見規範,而私自帶證人之女友接見證人,以策動證人翻供;刑事訴訟法規定,準備程序不得訊問被告本案事實,這是為了避免過去過於依賴自白來判案的問題,但是實務上法官在準備程序一開始就訊問被告的情形比比皆是。

      關於程序正當性之問題,法律社群內欠缺共識,問題出在法學教育。長期以來法學教育不重視法律人倫理的教學與思辨,這樣的情形可以從以往的司法官考試根本沒有法律倫理這一個科目看出。而長期以來,臺灣的法官、檢察官、律師貪贓枉法、關說、侵占當事人財物等等違反職業倫理的情況,罄竹難書,這正足以說明臺灣整個法學教育的缺失所在。

  2. 司法官的監督機制難以有效運作

    說明完「好法官」、「不適任法官」的標準欠缺共識、甚至部分標準有問題之成因為何後,林法官接著也說明目前淘汰或懲處不適任法官的困難何在。林法官分成法官自律機制的運作情形,以及外部監督機制的運作情形兩部分來分析。

    • 自律機制

      林法官認為當法律人倫理是那麼地模糊,而法官體系與檢察官體系都來自於司法官訓練所,有學長制、期別文化的問題,也有華人和諧的文化,難免法官自律委員會保護法官同僚的心態。而其實,包括法官、檢察官、學者、律師在內的法律人,其實是一個人際網路交往密切、彼此互有牽連的法律社群,除了學校內的學長(姐)、學弟(妹)、家族關係外,彼此可能也是師生、配偶或一定的親有關係,則法律人彼此間也會有鄉愿與和諧文化的問題。林法官認為,司法官常受民眾批評「沒有同理心」,但他發覺司法官是「有同理心」的,卻不是針對民眾,而是針對司法官同儕,比較願意原諒他們所犯的過錯。

    • 外部監督

      林法官認為外部監督機制如法官、檢察官評鑑委員會,雖然號稱有法官檢察官之外的人擔任委員,但是評鑑成效也不彰,在此的問題就難以單純理解為「官官相護」了。他認為主要的問題還是回到怎樣才算是不適任法官、檢察官,這涉及社會、法律人欠缺共識的根本問題,以及評鑑委員會委員選任的方式不具有民主正當性。

      首先,許多法官、檢察官被移送評鑑,是因為他們的作為違反程序正當性,但是當社會中根本上對於程序正當性的重要性及其內容沒有共識時,評鑑自然難以成立。再者,評鑑委員會委員是由各專業團體票選,或是由專業團體推舉人選後由司法院院長、法務部部長遴聘,但是這些委員不見得是真心在乎評鑑,可能是為了求名求利。而偏偏目前的選任程序,不會將受選任者的相關經歷或狀況公開,讓他們受公眾的討論與檢視。至於監察院、法評會、職務法庭甚至國會等等,其實都屬於外部監督機制的一環。這些外部機制或由法律專業社群的人主導,或基於民粹意見從事監督,前述不適任司法官的界定欠缺標準的問題,也一樣會出現。

  3. 提出更重要的問題:如何讓好法官檢察官變多,不適任法官檢察官變少?

    林法官認為,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以淘汰真正不適任的司法官固然是個問題,不過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使好法官、檢察官變多,不適任法官檢察官變少?他認為就這個問題來說,關鍵並不在於後端的淘汰機制,而是要從前端的法官、檢察官遴選機制做起,一開始就選出好的法官檢察官。

    要能做到這件事,需要好的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的委員。而要能選出好的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的委員,要靠具有民主正當性的委員選任機制,也就是說,在選任這些委員時,不僅應將他們的經歷或狀況公開,讓他們受公眾的討論與檢視,這些委員的選任更應該直接或間接得到國會的同意。

    林法官認為,應將法官、檢察官人事相關的遴選委員會、人事審議委員會和評鑑委員會合併成一個委員會,從前端的進場、任用,到後端的淘汰出局,都由同一批人決定,並由具民主正當性的方式選出這些委員會的委員。藉由選出「對的人」來討論並確立好/壞法官檢察官的標準,由此選出適合的人來擔任法官檢察官,並淘汰不適任法官檢察官。

彙整人林瑋婷

彙整範圍

  1. 林孟皇口述成因分析記錄(請點選上方分頁標籤「原始」)
  2. 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0614籌備會議討論

司法問題

  • 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以淘汰真正不適任的司法官

    人民所說的恐龍法官、壞法官,實際上到底是甚麼?具備那些要件會成為該被淘汰的恐龍法官、壞法官,根本說不清楚。司法改革關於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的部分,真正需要的是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而不是搶當審查人員。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當然不容易,卻才是正辦。

網友意見

John_Lin
理論上,基於人性的墮落面,無論甚麼群體,都難免有害群之馬,法官、檢察官自不例外,以往確實也有一些司法官出包。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絕對沒有人說不對,但除了有明確事證足認貪贓枉法的當然淘汰以外,所謂的不適任司法官,如何定義?如何將這樣的司法官挑出來淘汰?根本沒有人知道吧!

John_Lin
有沒有違反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要件相當明確,審查上應該沒甚麼大問題。

第十五條第二項:
法官參與各項公職人員選舉,應於各該公職人員任期屆滿一年以前,或參與重行選舉、補選及總統解散立法院後辦理之立法委員選舉,應於辦理登記前,辭去其職務或依法退休、資遣。
第十五條第三項:
法官違反前項規定者,不得登記為公職人員選舉之候選人。

有沒有違反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規定,情節重大?也還不算太模糊,審查較困難大概是情節是否重大。

第十五條第一項:
法官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政治團體及其活動,任職前已參加政黨、政治團體者,應退出之。
第十六條:
法官不得兼任下列職務或業務:
一、中央或地方各級民意代表。
二、公務員服務法規所規定公務員不得兼任之職務。
三、司法機關以外其他機關之法規、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或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
四、各級私立學校董事、監察人或其他負責人。
五、其他足以影響法官獨立審判或與其職業倫理、職位尊嚴不相容之職務或業務。

至於其餘各款情形,則以各種抽象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為要件,再外掛倫理規範,其規範密度極高,司法官不能犯的錯包山包海,幾乎無限上綱至道德層面及順從程度,好像動輒得咎,因而以情節重大或嚴重性的要件加以調和,降低規範密度,似乎合理。但以各種抽象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為要件,打擊面又超廣,審查標準的寬嚴就完全存乎審查人員一念之間,難免因不同個案而大異其趣,等於仰賴人治而非法治。

另方面,因法官法就個案評鑑的打擊面超廣,但犯錯也不一定構成情節重大,即無法凸顯司法官的正面與負面指標。換句話說,如果司法官再怎樣小心都很難避免真犯錯或得罪當道而被犯錯,那你要他再多注意甚麼?只會逼死人。又如果反正就算有事也很可能因不確定要件而混過去,那心臟強的又怕什麼?結果就是,以上開規定淘汰真正不適任司法官很難,但拿來整肅被看不順眼的有骨頭的司法官,倒是很有用,最後就算評鑑沒事,但名譽、精神、時間都受損了。

現行法官法能否將不適任司法官挑出來淘汰?還是造成反淘汰?因欠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實在不樂觀。簡單講,人民所說的恐龍法官、壞法官,實際上到底是甚麼?具備那些要件會成為該被淘汰的恐龍法官、壞法官,根本說不清楚。司法改革關於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的部分,真正需要的是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而不是搶當審查人員。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當然不容易,卻才是正辦。

分析範圍

以分析不適任法官的標準為何的問題為主,兼論不適任檢察官的問題。

利害關係人法官、檢察官

相關法律法官法

相關議題法官檢察官人事制度

分析結果

從網友John_Lin的發言來看,本題原本提問關注的焦點似乎比較是擔憂現行的司法官行為規範準則太過不明確而且陳義過高,擔心被不當操作為整肅遭看不順眼的有骨頭的法官。但在目前的成因分析報告中,比較沒有看到處理這部分。

目前的成因分析,比較著重於不適任法官為何難以淘汰的角度,來探討相關問題,並延伸討論至不適任官法難以淘汰的問題要如何解決。

關於不適任法官為何難以淘汰,這個問題又該如何解決,相關討論說明如下:

  1. 不適任司法官的界定欠缺明確標準

    不適任司法官的界定欠缺明確標準一事,可分成社會大眾的面向,以及法律社群的面向來談。

    • 社會大眾

      大家應該同意,在長期的君主專制與威權統治下,臺灣社會有很深層的「包青天文化」,一般民眾對司法與法律的功能想像,多數仍停留傳統華人社會的正義感中。由這種正義感所形塑的好壞法官判斷基準,與我國法律中所引進的普世人權價值不同。這使得社會大眾所想像的法/壞法官,與法律社群的想像有所不同,甚至某些關於好/壞法官檢察官的標準可能是有問題的。例子:

      1. 2013年11月21日八里雙屍命案被告謝依涵,於一審受判死刑,而於二審第一次開庭時,高等法院法官當庭送日本作家門田龍降的書「與絕望奮鬥」,並當庭跟謝依涵說「這本書的重心,在於被害遺族說了一段名言『死刑的意義在於,讓一個犯了殺人罪的犯人,誠實面對自己犯下的錯誤。』」(法官贈書勸謝依涵面對錯誤) 法官當庭送書教訓被告的案例,國內少見,刑事訴訟法也無規定法官可以當庭送書給被告或不可以,民眾或許認為法官懂得當庭教訓被告,是一位好法官。但是法官送一本「支持死刑」的書給被告,是否未盡調查即認定被告有罪應處以死刑,而心態偏頗?
      2. 2014年3月7日洪仲丘案一審宣判,18名被告中,有12位判6月、5月、僅有一位被告受判8個月,普遍被民眾視為輕判且受到批評。(洪仲丘案一審輕判 僅連長8月,餘17人6月或無罪)然而一審承審法官鄭吉雄在審判中時常強勢地批評被告(審判長鄭吉雄 震懾一竿子被告),卻又受到好評,那這樣的法官究竟是好法官還是不好的法官?

      像前述情形,雖然按照現有的法官行為規範,可能是有問題的,但是如果送法官評鑑卻很可能不成立,因為評鑑委員可能受傳統華人社會正義感的影響,不覺得這樣的作法有嚴重的問題。

    • 法律社群

      在過去,法律社群對於什麼是不適任法官檢察官,有比較明確的判準,也就是法官、檢察官有「貪污」、「收賄」、「關說」之情形。但是現在這樣的情形已經很少了。

      一些新的倫理規範雖有制定,如101年1月5日司法院訂立之「法官倫理規範」、101年1月4日法務部制定之「檢察官倫理規範」,但部分內容偏向於道德宣示與行政細節,是否能用來作為評判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的標準,是有問題的。

      目前新的而且重要的評判不適任司法官的標準應該是,法官檢察官的作為是否符合程序正當性的要求,以及裁判品質之問題。特別是程序正當性的問題,比起裁判品質是更為重要的判準,因為裁判品質其實相當程度屬於法官的心證判斷,沒有客觀標準。

      雖然違反程序正當性逐漸開始成為判斷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的標準,但是關於程序正當性的重要性、標準為何,在法律社群內仍欠缺共識。例如:檢察官得否具體求刑(檢察官動輒具體求刑,未審先判也違無罪推定原則,監察院糾正法務部);檢察官得否違反禁見規範,而私自帶證人之女友接見證人,以策動證人翻供;刑事訴訟法規定,準備程序不得訊問被告本案事實,這是為了避免過去過於依賴自白來判案的問題,但是實務上法官在準備程序一開始就訊問被告的情形比比皆是。

      關於淘汰不適任法官之標準,在法律社群內欠缺共識一事,問題可能出在法學教育。長期以來法學教育不重視法律人倫理的教學與思辨,這樣的情形可以從以往的司法官考試根本沒有法律倫理這一個科目看出。而長期以來,臺灣的法官、檢察官、律師貪贓枉法、關說、侵占當事人財物等等違反職業倫理的情況,罄竹難書,這正足以說明臺灣整個法學教育的缺失所在。

      另外,問題也可能出在法律社群沒有引入其他社群的思考工具或資源。例如說,從現有的法官倫理規範、檢察官倫理規範中的規定就可以看出,其中完全沒有倫理學上對於義務與超義務行為的區分。義務就是你一定要做到的事,沒有做到就應該要加以譴責;而超義務是你做到很棒,但是沒有做到沒有人會怪你。這些倫理學上的分類架構早就存在,只是法律社群不知道。

      總的來說,關於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的標準欠缺明確標準一事,可以分成社會大眾的標準與法律社群內的標準有落差,以及法律社群內也欠缺共識兩部分。針對前者就必須要思考,關於落差一事如何解決?是要以社會大眾的標準為依歸,還是以法律社群的標準為依歸?或是有落差的話法律社群和社會大眾要如何溝通,以確立標準?針對後者,也就是法律社群內也欠缺共識一事,除了強化法學教育中關於法律倫理的討論之外,搭配的作法就是在法律社群內選出適當的人選來確立標準。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倫理規範必定有它的不明確性,而克服不明確性的作法是透過案例的探討來具體化規範的內涵。

  2. 司法官的監督機制難以有效運作

    關於司法官的監督機制難以有效運作一事,可分成法官自律機制的運作情形,以及外部監督機制的運作情形兩部分來分析。

    • 自律機制

      當法律人倫理是那麼地模糊,而法官體系與檢察官體系都來自於司法官訓練所,有學長制、期別文化的問題,也有華人和諧的文化,難免法官自律委員會保護法官同僚的心態。而其實,包括法官、檢察官、學者、律師在內的法律人,其實是一個人際網路交往密切、彼此互有牽連的法律社群,除了學校內的學長(姐)、學弟(妹)、家族關係外,彼此可能也是師生、配偶或一定的親有關係,則法律人彼此間也會有鄉愿與和諧文化的問題。

    • 外部監督

      至於外部監督機制如法官、檢察官評鑑委員會,雖然號稱有法官檢察官之外的人擔任委員,但是評鑑成效也不彰,在此的問題就難以單純理解為「官官相護」了。主要的問題還是回到怎樣才算是不適任法官、檢察官,這涉及社會、法律人欠缺共識的根本問題,以及評鑑委員會委員選任的方式不具有民主正當性。

      首先,許多法官、檢察官被移送評鑑,是因為他們的作為違反程序正當性,但是當社會中根本上對於程序正當性的重要性及其內容沒有共識時,評鑑自然難以成立。再者,評鑑委員會委員是由各專業團體票選,或是由專業團體推舉人選後由司法院院長、法務部部長遴聘,但是這些委員不見得是真心在乎評鑑,可能是為了求名求利。而偏偏目前的選任程序,不會將受選任者的相關經歷或狀況公開,讓他們受公眾的討論與檢視。至於監察院、法評會、職務法庭甚至國會等等,其實都屬於外部監督機制的一環。這些外部機制或由法律專業社群的人主導,或基於民粹意見從事監督,前述不適任司法官的界定欠缺明確標準的問題,也一樣會出現。

  3. 不適任法官難以淘汰的問題,根本的解決之道:建立良好的法官遴選制度。

    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以淘汰真正不適任的司法官固然是個問題,不過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使好法官、檢察官變多,不適任法官檢察官變少?這個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後端的淘汰機制,而是要從前端的法官遴選機制做起,一開始就選出好的法官。

    要能做到這件事,需要好的法官遴選委員會的委員。而要能選出好的法官遴選委員會的委員,要靠具有民主正當性的委員選任機制,也就是說,在選任這些委員時,不僅應將他們的經歷或狀況公開,讓他們受公眾的討論與檢視,這些委員的選任更應該直接或間接得到國會的同意。

彙整人楊時綱

司法問題

  • 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以淘汰真正不適任的司法官

    人民所說的恐龍法官、壞法官,實際上到底是甚麼?具備那些要件會成為該被淘汰的恐龍法官、壞法官,根本說不清楚。司法改革關於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的部分,真正需要的是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而不是搶當審查人員。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當然不容易,卻才是正辦。

網友意見

@John_Lin
理論上,基於人性的墮落面,無論甚麼群體,都難免有害群之馬,法官、檢察官自不例外,以往確實也有一些司法官出包。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絕對沒有人說不對,但除了有明確事證足認貪贓枉法的當然淘汰以外,所謂的不適任司法官,如何定義?如何將這樣的司法官挑出來淘汰?根本沒有人知道吧!

@John_Lin
有沒有違反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要件相當明確,審查上應該沒甚麼大問題。

第十五條第二項:
法官參與各項公職人員選舉,應於各該公職人員任期屆滿一年以前,或參與重行選舉、補選及總統解散立法院後辦理之立法委員選舉,應於辦理登記前,辭去其職務或依法退休、資遣。
第十五條第三項:
法官違反前項規定者,不得登記為公職人員選舉之候選人。

有沒有違反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規定,情節重大?也還不算太模糊,審查較困難大概是情節是否重大。

第十五條第一項:
法官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政治團體及其活動,任職前已參加政黨、政治團體者,應退出之。
第十六條:
法官不得兼任下列職務或業務:
一、中央或地方各級民意代表。
二、公務員服務法規所規定公務員不得兼任之職務。
三、司法機關以外其他機關之法規、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或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
四、各級私立學校董事、監察人或其他負責人。
五、其他足以影響法官獨立審判或與其職業倫理、職位尊嚴不相容之職務或業務。

至於其餘各款情形,則以各種抽象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為要件,再外掛倫理規範,其規範密度極高,司法官不能犯的錯包山包海,幾乎無限上綱至道德層面及順從程度,好像動輒得咎,因而以情節重大或嚴重性的要件加以調和,降低規範密度,似乎合理。但以各種抽象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為要件,打擊面又超廣,審查標準的寬嚴就完全存乎審查人員一念之間,難免因不同個案而大異其趣,等於仰賴人治而非法治。

另方面,因法官法就個案評鑑的打擊面超廣,但犯錯也不一定構成情節重大,即無法凸顯司法官的正面與負面指標。換句話說,如果司法官再怎樣小心都很難避免真犯錯或得罪當道而被犯錯,那你要他再多注意甚麼?只會逼死人。又如果反正就算有事也很可能因不確定要件而混過去,那心臟強的又怕什麼?結果就是,以上開規定淘汰真正不適任司法官很難,但拿來整肅被看不順眼的有骨頭的司法官,倒是很有用,最後就算評鑑沒事,但名譽、精神、時間都受損了。

現行法官法能否將不適任司法官挑出來淘汰?還是造成反淘汰?因欠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實在不樂觀。簡單講,人民所說的恐龍法官、壞法官,實際上到底是甚麼?具備那些要件會成為該被淘汰的恐龍法官、壞法官,根本說不清楚。司法改革關於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的部分,真正需要的是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而不是搶當審查人員。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當然不容易,卻才是正辦。

@renren
雖然有明文規定的淘汰機制,但是仍然見到許多不正當的判決,是要怎麼解決呢?? 也沒有見到任何一位法官在作出不合適的判決後有受到嚴厲的處分啊..

分析範圍

不適任的司法官在各審級法院、不同程序中都可能存在,無論刑事、民事、行政程序都可能存在。由於所涉及的面向多樣,無法一概而論,因此本報告僅就「如何針對個案透過事後評鑑機制淘汰不適任的司法官」的範圍來討論。

不適任的司法官又可以細分成許多不同類型:開庭態度惡劣、程序違法、侵越權限、恣意濫用法律等等。這些類型可能並存,但著重點又不太一樣。另外,以不適任的構成要素來說,又可分成「主觀不適任」、「客觀(能力)不適任」。然因為客觀(能力)不適任部分應由法院內部針對司法官工作能力表現之情形予以考核,故本分析範圍僅以「主觀不適任」為主。

利害關係人

與司法官依法行使職權相關之人皆屬之(例如原告、被告、訴訟代理人、告訴人、被害人、選任辯護人、告訴代理人等…),然本文分析立論以一般民眾之認識為出發點。

相關法律

法官法第30條:
Ⅰ司法院設法官評鑑委員會,掌理法官之評鑑。
Ⅱ法官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
一、裁判確定後或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六年未能裁判確定之案件,有事實足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審判案件有明顯重大違誤,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者。
二、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情事,情節重大。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情節重大。
五、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大。
六、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進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情節重大。
七、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
Ⅲ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據為法官個案評鑑之事由。

法官法第89條第4項:
檢察官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
一、裁判確定後或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六年未能裁判確定之案件、不起 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案件,有事實足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 有明顯重大違誤,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者。
二、有第九十五條第二款情事,情節重大。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情節重大。
五、嚴重違反偵查不公開等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大。
六、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進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情節重大。
七、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

相關議題

  • 聲請評鑑司法官之時效應年限應否調整
  • 司法官淘汰機制之參與者及決定者之設計應否調整
  • 不適任之司法官若欲轉任律師是否應予規範
  • 司法官淘汰機制與法官獨立審判如何兼容並蓄

分析結果

本件司法問題成因分析之主題為:「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以淘汰真正不適任的司法官」。

目前針對司法官提請評鑑之制度設計略為:由申訴人即利害關係人(本文設定為一般民眾)向有權提請評鑑之機關團體申訴其事由,有權提請評鑑之機關團體受理後進行審查,若認符合法官法第30條、第89條之個案評鑑法定要件,則提出評鑑請求書交予評鑑單位(法官評鑑委員會、檢察官評鑑委員會)依法進行評鑑,若評鑑單位認定有前揭法定事由,分別依照後續程序移送相關單位續處(法官評鑑若有懲戒之必要,則報由司法院移送監察院彈劾後,送交司法院職務法庭懲戒;法官評鑑若無懲戒之必要,則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檢察官評鑑若有懲戒之必要,則準用法官之懲戒程序移送司法院職務法庭為之)。

由上可知,司法官所應遵守規範可能因為程序中不同主體之認知差異而產生落差。如下表格:

依照本件主題「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以淘汰真正不適任的司法官」,若依照上開圖示之程序角色區分,對於一般民眾來說,所謂「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之成因,亦即現有針對司法官之規範標準,對於一般民眾來說鮮少接觸或難以掌握,略可區分為下述幾種情況:

  1. 民眾不諳司法官應遵守之規範、標準,故以自身主觀刻板印象作為審查標準。
  2. 民眾雖知悉司法官應遵守之規範、標準,但其對於法律概念之認定,與提請評鑑機關團體或評鑑單位之認定存在落差。
  • 一、民眾不諳司法官應遵守之規範、標準

    • (一) 民眾完全不知道司法官應遵守之規範、標準

      1. 一般民眾非長期受法學訓練之人,難免因不諳實體法、程序法之法律規定而無法判斷司法官之言行是否已構成應付評鑑事由。我國目前並未全面施行強制律師代理,一般民眾自行處理案件而面對司法官之情況所在多有,又司法法律程序進行中,一般民眾並不會被告知司法官應遵循之規範、標準,故此類民眾於程序中根本無法鑑別、察覺司法官違犯何等規範,亦只能隱忍、感受到自身權益似乎遭受侵害,事後省視、洽詢旁人時方驚覺遭遇到不適任之司法官,但此時可能已經罹於提請評鑑之時效,導致不適任之司法官未能遭到揭露、面對淘汰機制之結果,代價則是人民對於整個司法體制漸趨不信任。
      2. 再者,可能有民眾遭受不適任的司法官侵害其權益,事後驚覺時仍無法依照現行司法官應遵守之規範、標準來鑑別該司法官是否適任,繼而造成一般民眾以自己主觀刻板印象認定司法官適任與否,甚至產生許多民眾以案件結果對自己之有利於否作為批判司法官之情形,可能導致提請評鑑之事由未針對司法官不適任原因而發,卻流於枝微末節之爭議事項,此種模糊焦點之舉,除增添提請評鑑機關團體之過濾作業負擔外,於現有評鑑單位對於受理評鑑事項之消極態度下,很可能反倒透過認定該枝微末節之爭議事項情節非屬重大,而輕縱確實不適任之司法官。
    • (二) 民眾雖略知司法官應遵守之規範、標準,但程序進行中無法即刻判斷或獲得外援

      一般民眾縱使略知司法官應遵守之規範,然程序進行之緊迫性常常迫使民眾必須當場回應、選擇,尤其在刑事偵查程序中,一般民眾於未委任辯護律師或告訴代理人陪同之情狀下,常於情境壓力下作出非完全自由意思之表示、承諾,此種情形可能導致來日該民眾申訴該司法官違反規範時,該司法官即以民眾之表示、承諾作為卸責理由,佐以法庭錄音錄影未必能將現場情狀百分之百還原重現,加上現行提請評鑑機關團體未有調查權,使得事後檢視司法官是否符合相關規範標準之判斷趨於困難。

    • (三) 民眾或認同信任司法官之言行,然司法官之言行實為違法或侵越權限

      亦有一般民眾生平素行良好、奉公守法,且對司法極為期待且信任,故於司法程序中對於司法官之指示唯命是從,事後雖發覺司法官之諭知或指示實為違法或侵越權限,然該民眾可能為既得利益人、甚至為維護其對司法之尊崇,而不願意透過評鑑機制淘汰該不適任司法官,也不在意司法官應遵守之規範、標準為何。另一種類似情況則為,社會輿論對於社會矚目案件有一面倒之傾向,於此情況下司法官即便存有不符合規範之舉措,卻因符合社會輿論之期待,導致無人願意出面質疑司法官之言行是否已構成評鑑事由而應送請評鑑。

    • (四) 民眾身為刑事司法案件之被告,程序角色令其無法質疑司法官未遵守規範、標準

      身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民眾,其於實務上刑事程序常為有罪推定之潛規則下,常身處於理屈難伸、有口難言之情境,亦因此故,其雖疑心司法官之言行舉措似有違反規範標準之虞,然其程序角色及利害關係導致該民眾無法提出質疑。此類民眾因懼怕自身案件結果之不利益,常採取消極不申訴之態度,如此即造成司法官評鑑制度之黑數,蓋該些居於程序主體之民眾常常是權益受到侵害最深之人。

    • (五) 綜上,一般民眾不諳司法官應遵守之規範、標準,有其主觀心理、客觀環境因素,亦即民眾可能因為完全不知悉司法官應遵守之規範及標準,或因為程序緊迫性作了非完全自由之表示、承諾,或對於司法官盲從信任,或身為遭有罪推定之程序主體而消極未申訴,等等情形,導致民眾不諳司法官應遵守之規範、標準,繼而造成「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以淘汰真正不適任的司法官」之結果。

  • 二、民眾雖知悉司法官應遵守之規範、標準,但其對於規範之認定與提請評鑑機關團體、評鑑單位之認定存在落差。茲針對各評鑑事由分整理列如下

    • (一) 評鑑事由較明確無爭議者

      「法官參與各項公職人員選舉,應於各該公職人員任期屆滿一年以前,或參與重行選舉、補選及總統解散立法院後辦理之立法委員選舉,應於辦理登記前,辭去其職務或依法退休、資遣。法官違反前項規定者,不得登記為公職人員選舉之候選人。」

      法官法第15條第2項及第3項、第30條第2項第2款、第89條第4項第3款

      分析

      本條項之司法官應遵守規範明確,未有模糊用詞,故是否違反上揭規範僅需依照客觀事實及時點檢視即可,所以該評鑑事由屬於較明確無爭議者。前引之網友之意見亦贊同此部分規範尚屬明確。

    • (二) 可能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之法官評鑑事由

      1. 裁判確定後或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六年未能裁判確定之案件,有事實足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審判案件有明顯重大違誤,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者。(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1款)
      2. 違反職務上之義務、怠於執行職務或言行不檢,情節重大者。(法官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第30條第2項第2款)
      3. 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大。(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5款)
      4. 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7款)
    • (三) 可能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之檢察官評鑑事由

      1. 裁判確定後或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六年未能裁判確定之案件、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案件,有事實足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有明顯重大違誤,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者。(法官法第89條第4項第1款)
      2. 有廢弛職務、侵越權限或行為不檢,情節重大者。(法官法第89條第4項第2款、第95條第2款)
      3. 嚴重違反偵查不公開等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大。(法官法第89條第4項第5款)
      4. 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法官法第89條第4項第7款)
    • (四) 可能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之法官及檢察官共同評鑑事由:

      1. 法官或檢察官於任職期間參加政黨、政治團體及其活動,或未退出任職前已參加政黨、政治團體,而情節重大者。(法官法第15條第1項、第30條第2項第2款、第89條第4項第4款)
      2. 法官或檢察官兼任下列職務或業務,而情節重大者:中央或地方各級民意代表。公務員服務法規所規定公務員不得兼任之職務。司法機關以外其他機關之法規、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或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各級私立學校董事、監察人或其他負責人。其他足以影響法官獨立審判或與其職業倫理、職位尊嚴不相容之職務或業務。(法官法第16條、第30條第2項第2款、第89條第4項第4款)
      3. 法官或檢察官有損其職位尊嚴或職務信任之行為,且未嚴守職務上之秘密,而情節重大者。(法官法第18條、第30條第2項第2款、第89條第4項第4款)
      4. 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進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情節重大。(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6款、第89條第4項第6款)

      分析

      上揭規範之用語當中「明顯重大違誤」、「嚴重侵害人民權益」、「嚴重違反」、「情節重大」皆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尤其是「情節重大」之要件,散見於前揭各款規定之中,究竟何等情況符合「情節重大」之要件?對於一般人民來說判準著實難以捉摸,畢竟個案情況常常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故單憑上述抽象之法律概念似無法提供一般民眾客觀判斷司法官是否適任,似乎唯有設法將上述抽象之法律概念,銜接至更細緻之客觀審查標準、甚至是透過眾多評鑑個案累積之類型化判準,方能解決一般民眾無法判斷之問題。

      再者,上揭規範將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檢察官倫理規範均列為法官評鑑事由,該二種倫理規範內容雖然包羅萬象,但與「情節重大」要件相組合後,究竟如何達到提請法官評鑑的門檻,對於一般民眾而言著實晦澀難解,似乎倫理規範內容面面俱到,然一般民眾質疑司法官違犯倫理規範時,在評鑑單位卻常常以未達情節重大而不夠成評鑑事由。如此,所謂法官倫理規範、檢察官倫理規範究竟是提供司法官遵循之標準、違犯者皆應視情節而輕處或嚴懲,抑或淪為評鑑單位已決定懲戒特定對象時才旁徵博引之理由?

      此外,偵查不公開規定下,履有新聞記者獲得偵查核心消息(可能是處分書、重要證據、甚至偵查筆錄等之詳細內容)而對外披露,各地檢署內部卻查無洩密來源,若洩密者為司法官,則顯然違反前揭檢察官應遵守規範「嚴重違反偵查不公開等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大。」(法官法第89條第4項第5款),類此違反偵查不公開且近乎離譜程度之情事,一再於我國近年之現實生活中頻繁上演,卻毫無不適任司法官或法院人員應為此負責,是否應設法將此部分優先列為建立淘汰不適任司法官之明確客觀審查標準所欲克服之目標,值得思考。

    小結

    綜上所述,雖然法官法已明文規定司法官應受評鑑之相關要件,然於實際執行上仍非廣為一般民眾所知,至於不確定法律概念更是讓一般民眾難以拿捏,如何突破前開分析之種種困境、建立起明確客觀審查標準,即為本件司法問題之核心,請各位與會討論者針對現況之困境,提出合理可行的解決方案吧。

彙整人林瑋婷

彙整範圍

  1. 林孟皇口述成因分析記錄(請點選上方分頁標籤「原始」)
  2. 楊時綱成因分析報告
  3. 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0614籌備會議討論

司法問題

  • 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以淘汰真正不適任的司法官

    人民所說的恐龍法官、壞法官,實際上到底是甚麼?具備那些要件會成為該被淘汰的恐龍法官、壞法官,根本說不清楚。司法改革關於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的部分,真正需要的是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而不是搶當審查人員。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當然不容易,卻才是正辦。

網友意見

@John_Lin
理論上,基於人性的墮落面,無論甚麼群體,都難免有害群之馬,法官、檢察官自不例外,以往確實也有一些司法官出包。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絕對沒有人說不對,但除了有明確事證足認貪贓枉法的當然淘汰以外,所謂的不適任司法官,如何定義?如何將這樣的司法官挑出來淘汰?根本沒有人知道吧!

@John_Lin
有沒有違反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要件相當明確,審查上應該沒甚麼大問題。

第十五條第二項:
法官參與各項公職人員選舉,應於各該公職人員任期屆滿一年以前,或參與重行選舉、補選及總統解散立法院後辦理之立法委員選舉,應於辦理登記前,辭去其職務或依法退休、資遣。
第十五條第三項:
法官違反前項規定者,不得登記為公職人員選舉之候選人。

有沒有違反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規定,情節重大?也還不算太模糊,審查較困難大概是情節是否重大。

第十五條第一項:
法官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政治團體及其活動,任職前已參加政黨、政治團體者,應退出之。
第十六條:
法官不得兼任下列職務或業務:
一、中央或地方各級民意代表。
二、公務員服務法規所規定公務員不得兼任之職務。
三、司法機關以外其他機關之法規、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或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
四、各級私立學校董事、監察人或其他負責人。
五、其他足以影響法官獨立審判或與其職業倫理、職位尊嚴不相容之職務或業務。

至於其餘各款情形,則以各種抽象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為要件,再外掛倫理規範,其規範密度極高,司法官不能犯的錯包山包海,幾乎無限上綱至道德層面及順從程度,好像動輒得咎,因而以情節重大或嚴重性的要件加以調和,降低規範密度,似乎合理。但以各種抽象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為要件,打擊面又超廣,審查標準的寬嚴就完全存乎審查人員一念之間,難免因不同個案而大異其趣,等於仰賴人治而非法治。

另方面,因法官法就個案評鑑的打擊面超廣,但犯錯也不一定構成情節重大,即無法凸顯司法官的正面與負面指標。換句話說,如果司法官再怎樣小心都很難避免真犯錯或得罪當道而被犯錯,那你要他再多注意甚麼?只會逼死人。又如果反正就算有事也很可能因不確定要件而混過去,那心臟強的又怕什麼?結果就是,以上開規定淘汰真正不適任司法官很難,但拿來整肅被看不順眼的有骨頭的司法官,倒是很有用,最後就算評鑑沒事,但名譽、精神、時間都受損了。

現行法官法能否將不適任司法官挑出來淘汰?還是造成反淘汰?因欠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實在不樂觀。簡單講,人民所說的恐龍法官、壞法官,實際上到底是甚麼?具備那些要件會成為該被淘汰的恐龍法官、壞法官,根本說不清楚。司法改革關於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的部分,真正需要的是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而不是搶當審查人員。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當然不容易,卻才是正辦。

@renren
雖然有明文規定的淘汰機制,但是仍然見到許多不正當的判決,是要怎麼解決呢?? 也沒有見到任何一位法官在作出不合適的判決後有受到嚴厲的處分啊..

分析範圍

以分析不適任法官的標準為何的問題為主,兼論不適任檢察官的問題。

由於原本的分析架構是林孟皇口述成因分析記錄發展出來的,與楊時綱的成因分析報告不太相同,所以本彙整報告是將楊時綱的成因分析報告的內容拆解後補充到林孟口述成因分析記錄中。另外,在補充內容時,也將楊時綱的成因分析報告口語化,一些比較細的法條引用也沒有再放入彙整報告中。

楊時綱的成因分析報告著重點在於說明民眾提出的不適任司法官申訴案(比較專門的用語是,評鑑陳請案)為什麼沒辦法成功使司法官受懲戒。與林孟皇的成因分析報告著重於討論不適任法官為何難以淘汰,重點不太一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參考。

利害關係人法官、檢察官

相關法律法官法

相關議題法官檢察官人事制度

分析結果

從網友John_Lin的發言來看,本題原本提問關注的焦點似乎比較是擔憂現行的司法官行為規範準則太過不明確而且陳義過高,擔心被不當操作為整肅遭看不順眼的有骨頭的法官。但在目前的成因分析報告中,比較沒有看到處理這部分。

目前的成因分析,比較著重於不適任法官為何難以淘汰的角度,來探討相關問題,並延伸討論至不適任官法難以淘汰的問題要如何解決。

關於不適任法官為何難以淘汰,這個問題又該如何解決,相關討論說明如下:

  • 一、不適任司法官的界定欠缺明確標準

    不適任司法官的界定欠缺明確標準一事,可分成社會大眾的面向,以及法律社群的面向來談。

    • (一) 社會大眾

      不適任司法官的界定欠缺明確標準一事,在社會大眾的面向上,可以分成傳統華人社會正義感的問題,以及對於現行司法官行為規範的不了解。

      1. 傳統華人社會正義感的問題

        在長期的君主專制與威權統治下,臺灣社會有很深層的「包青天文化」,一般民眾對司法與法律的功能想像,多數仍停留傳統華人社會的正義感中。由這種正義感所形塑的好壞法官判斷基準,與我國法律中所引進的普世人權價值不同。這使得社會大眾所想像的法/壞法官,與法律社群的想像有所不同,甚至某些關於好/壞法官檢察官的標準可能是有問題的。例子:

        • (1) 2013年11月21日八里雙屍命案被告謝依涵,於一審受判死刑,而於二審第一次開庭時,高等法院法官當庭送日本作家門田龍降的書「與絕望奮鬥」,並當庭跟謝依涵說「這本書的重心,在於被害遺族說了一段名言『死刑的意義在於,讓一個犯了殺人罪的犯人,誠實面對自己犯下的錯誤。』」(法官贈書勸謝依涵面對錯誤) 法官當庭送書教訓被告的案例,國內少見,刑事訴訟法也無規定法官可以當庭送書給被告或不可以,民眾或許認為法官懂得當庭教訓被告,是一位好法官。但是法官送一本「支持死刑」的書給被告,是否未盡調查即認定被告有罪應處以死刑,而心態偏頗?
        • (2) 2014年3月7日洪仲丘案一審宣判,18名被告中,有12位判6月、5月、僅有一位被告受判8個月,普遍被民眾視為輕判且受到批評。(洪仲丘案一審輕判 僅連長8月,餘17人6月或無罪)然而一審承審法官鄭吉雄在審判中時常強勢地批評被告(審判長鄭吉雄 震懾一竿子被告),卻又受到好評,那這樣的法官究竟是好法官還是不好的法官?
      2. 對於現行司法官行為規範與懲戒制度不了解

        一般民眾非長期受法學訓練之人,也不熟悉現行司法官行為規範,因此一般民眾不見得有能力依照現行規範,如法官法上的規定,來判斷司法官的言行是不是違法或不當。特別是我國目前並未全面施行強制律師代理,在這樣的情形下,也不會有律師告訴他可能的問題在哪。

        而有些民眾官司輸了之後,就越想越不對,覺得自己明明很有道理,怎麼會輸了官司,一定是司法官有問題,希望將司法官送評鑑,於是就開始找相關的法律規範。但問題是民眾所找出來的行為規範可能比較是枝微末節的事,或是司法官在個案判斷上有相當的空間,例如要不要調查證據,到底要採納哪些證人的說詞。這些點或許可以作為案件上訴的理由,但是卻不見得能夠當作評鑑司法官的理由,這是因為按照現行法官法的規定,送評鑑必須要「情節重大」,這邊的「情節重大」本身就有定義不明確的問題,而如果司法官對於某件事的判斷本就有相當的空間時,就更容易被當成是必須尊重司法官個案判斷空間之處。

    • (二) 法律社群

      在過去,法律社群對於什麼是不適任法官檢察官,有比較明確的判準,也就是法官、檢察官有「貪污」、「收賄」、「關說」之情形。但是現在這樣的情形已經很少了。

      一些新的倫理規範雖有制定,如101年1月5日司法院訂立之「法官倫理規範」、101年1月4日法務部制定之「檢察官倫理規範」,但部分內容偏向於道德宣示與行政細節,是否能用來作為評判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的標準,是有問題的。

      目前法界認為,法官檢察官的作為是否符合程序正當性的要求,以及裁判品質之問題,應該是評判不適任司法官的重要標準。特別是程序正當性的問題,比起裁判品質是更為重要的判準,因為裁判品質其實相當程度屬於法官的心證判斷,沒有客觀標準。

      雖然違反程序正當性逐漸開始成為判斷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的標準,但是關於程序正當性的重要性、標準為何,在法律社群內仍欠缺共識。例如:檢察官得否具體求刑(檢察官動輒具體求刑,未審先判也違反無罪推定原則,監察院有糾正法務部);檢察官得否違反禁見規範,而私自帶證人之女友接見證人,以策動證人翻供;刑事訴訟法規定,準備程序不得訊問被告本案事實,這是為了避免過去過於依賴自白來判案的問題,但是實務上法官在準備程序一開始就訊問被告的情形比比皆是。

      在法律社群內「欠缺淘汰不適任法官之標準」的問題可能出在法學教育。長期以來法學教育不重視法律人倫理的教學與思辨,以往的司法官考試根本沒有法律倫理這一個科目。而長期以來,臺灣的法官、檢察官、律師貪贓枉法、關說、侵占當事人財物等等違反職業倫理的情況,罄竹難書,這正足以說明臺灣整個法學教育的缺失所在。

      另外,問題也可能出在法律社群沒有引入其他社群的思考工具或資源。例如說,從現有的法官倫理規範、檢察官倫理規範中的規定就可以看出,其中完全沒有倫理學上對於義務與超義務行為的區分。義務就是你一定要做到的事,沒有做到就應該要加以譴責;而超義務是你做到很棒,但是沒有做到沒有人會怪你。這些倫理學上的分類架構早就存在,只是法律社群不知道。結果,這些倫理規範中放入了許多超義務行為作為行為指標,基層法官、檢察官當然無所適從。

      總的來說,關於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的標準欠缺明確標準一事,可以分成社會大眾的標準與法律社群內的標準有落差,以及法律社群內也欠缺共識兩部分。針對「社會大眾的標準與法律社群內的標準有落差」就必須要思考,是要以社會大眾的標準為依歸,還是以法律社群的標準為依歸?如果有落差的話,法律社群和社會大眾要如何溝通,以確立標準?針對「法律社群內也欠缺共識」一事,除了強化法學教育中關於法律倫理的討論之外,搭配的作法就是在法律社群內選出適當的人選來確立標準。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倫理規範必定有它的不明確性,也就是說,類似於「情節重大」這類不確定的概念可能還是會有,而克服不明確性的作法是透過案例的探討來具體化規範的內涵。

  • 二、司法官的監督機制難以有效運作

    關於司法官的監督機制難以有效運作一事,可分成法官自律機制的運作情形,以及外部監督機制的運作情形兩部分來分析。

    • (一) 自律機制

      當法律人倫理相對模糊,而法官體系與檢察官體系都來自於司法官訓練所,有學長制、期別文化的問題,也有華人和諧的文化,難免法官自律委員會保護法官同僚的心態。而其實,包括法官、檢察官、學者、律師在內的法律人,其實是一個人際網路交往密切、彼此互有牽連的法律社群,除了學校內的學長(姐)、學弟(妹)、家族關係外,彼此可能也是師生、配偶或一定的親有關係,法律人彼此間也會有鄉愿與和諧文化的問題。

    • (二) 外部監督

      至於外部監督機制如法官、檢察官評鑑委員會,雖然號稱有法官檢察官之外的人擔任委員,但是評鑑成效也不彰,這部分可以分成兩部分來談:

      1. 案子根本不會進入評鑑委員會

        如前面所提的,由於民眾不見得了解現行的司法官行為規範及懲戒制度,再來有些民眾擔心得罪司法官而影響自己的案子,都有可能使得雖然實際上司法官有出現違反行為規範,但是卻因為無人申訴所以案子根本不會進到評鑑委員會。

        另外,目前評鑑請求的期間過短也是個問題。一般的評鑑請求期間限於案件辦理終結兩年內(註:例外的情形是,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審判案件有明顯重大違誤,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的情形,評鑑請求期間是定讞後兩年內,但是要件嚴格非常難成立),但是這邊的案件辦理終結不是指案件整個確定,而是指案件已脫離受評鑑的司法官之手。也就是說如果是想申訴偵查檢察官或是一審的法官,二審打了兩年就超過一般的評鑑請求期間了。一些民眾要嘛不知道這個期間的限制,要嘛因為案件還在進行中,不願得罪司法官也不願意檢舉,結果想申訴時就已經超過評鑑請求期間了。

      2. 已送評鑑但評鑑沒辦法成

        有些移送評鑑的案件,確實司法官的行為有違反程序正當性,但是評鑑請求依舊不成立。在此的問題就難以單純理解為「官官相護」了。主要的問題還是回到怎樣才算是不適任法官、檢察官,這涉及社會、法律人欠缺共識的根本問題,以及評鑑委員會委員選任的方式不具有民主正當性。

        首先,許多法官、檢察官被移送評鑑,是因為他們的作為違反程序正當性,但是當社會中根本上對於程序正當性的重要性及其內容沒有共識時,評鑑自然難以成立。再者,評鑑委員會委員是由各專業團體票選,或是由專業團體推舉人選後由司法院院長、法務部部長遴聘,但是這些委員不見得是真心在乎評鑑,可能是為了求名求利。而偏偏目前的選任程序,不會將受選任者的相關經歷或狀況公開,讓他們受公眾的討論與檢視。至於監察院、法評會、職務法庭甚至國會等等,其實都屬於外部監督機制的一環。這些外部機制或由法律專業社群的人主導,或基於民粹意見從事監督,前述不適任司法官的界定欠缺明確標準的問題,也一樣會出現。

  • 三、不適任法官難以淘汰的問題,根本的解決之道:建立良好的法官遴選制度。

    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以淘汰真正不適任的司法官固然是個問題,不過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使好法官、檢察官變多,不適任法官檢察官變少?這個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後端的淘汰機制,而是要從前端的法官遴選機制做起,一開始就選出好的法官。

    要能做到這件事,需要好的法官遴選委員會的委員。而要能選出好的法官遴選委員會的委員,要靠具有民主正當性的委員選任機制,也就是說,在選任這些委員時,不僅應將他們的經歷或狀況公開,讓他們受公眾的討論與檢視,這些委員的選任更應該直接或間接得到國會的同意。

彙整人林瑋婷

彙整範圍

  1. 林孟皇口述成因分析記錄(請點選上方分頁標籤「原始」)
  2. 楊時綱成因分析報告
  3. 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0614籌備會議討論
  4. 0702評估會議

司法問題

  • 缺乏明確客觀審查標準以淘汰真正不適任的司法官

    人民所說的恐龍法官、壞法官,實際上到底是甚麼?具備那些要件會成為該被淘汰的恐龍法官、壞法官,根本說不清楚。司法改革關於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的部分,真正需要的是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而不是搶當審查人員。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當然不容易,卻才是正辦。

網友意見

@John_Lin
理論上,基於人性的墮落面,無論甚麼群體,都難免有害群之馬,法官、檢察官自不例外,以往確實也有一些司法官出包。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絕對沒有人說不對,但除了有明確事證足認貪贓枉法的當然淘汰以外,所謂的不適任司法官,如何定義?如何將這樣的司法官挑出來淘汰?根本沒有人知道吧!

@John_Lin
有沒有違反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要件相當明確,審查上應該沒甚麼大問題。

第十五條第二項:
法官參與各項公職人員選舉,應於各該公職人員任期屆滿一年以前,或參與重行選舉、補選及總統解散立法院後辦理之立法委員選舉,應於辦理登記前,辭去其職務或依法退休、資遣。
第十五條第三項:
法官違反前項規定者,不得登記為公職人員選舉之候選人。

有沒有違反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規定,情節重大?也還不算太模糊,審查較困難大概是情節是否重大。

第十五條第一項:
法官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政治團體及其活動,任職前已參加政黨、政治團體者,應退出之。
第十六條:
法官不得兼任下列職務或業務:
一、中央或地方各級民意代表。
二、公務員服務法規所規定公務員不得兼任之職務。
三、司法機關以外其他機關之法規、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或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
四、各級私立學校董事、監察人或其他負責人。
五、其他足以影響法官獨立審判或與其職業倫理、職位尊嚴不相容之職務或業務。

至於其餘各款情形,則以各種抽象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為要件,再外掛倫理規範,其規範密度極高,司法官不能犯的錯包山包海,幾乎無限上綱至道德層面及順從程度,好像動輒得咎,因而以情節重大或嚴重性的要件加以調和,降低規範密度,似乎合理。但以各種抽象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為要件,打擊面又超廣,審查標準的寬嚴就完全存乎審查人員一念之間,難免因不同個案而大異其趣,等於仰賴人治而非法治。

另方面,因法官法就個案評鑑的打擊面超廣,但犯錯也不一定構成情節重大,即無法凸顯司法官的正面與負面指標。換句話說,如果司法官再怎樣小心都很難避免真犯錯或得罪當道而被犯錯,那你要他再多注意甚麼?只會逼死人。又如果反正就算有事也很可能因不確定要件而混過去,那心臟強的又怕什麼?結果就是,以上開規定淘汰真正不適任司法官很難,但拿來整肅被看不順眼的有骨頭的司法官,倒是很有用,最後就算評鑑沒事,但名譽、精神、時間都受損了。

現行法官法能否將不適任司法官挑出來淘汰?還是造成反淘汰?因欠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實在不樂觀。簡單講,人民所說的恐龍法官、壞法官,實際上到底是甚麼?具備那些要件會成為該被淘汰的恐龍法官、壞法官,根本說不清楚。司法改革關於淘汰不適任司法官的部分,真正需要的是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而不是搶當審查人員。制訂出簡單明確可操作的客觀審查標準,當然不容易,卻才是正辦。

@renren
雖然有明文規定的淘汰機制,但是仍然見到許多不正當的判決,是要怎麼解決呢?? 也沒有見到任何一位法官在作出不合適的判決後有受到嚴厲的處分啊..

分析範圍

以分析不適任法官的標準為何的問題為主,兼論不適任檢察官的問題。

由於原本的分析架構是林孟皇口述成因分析記錄發展出來的,與楊時綱的成因分析報告不太相同,所以本彙整報告是將楊時綱的成因分析報告的內容拆解後補充到林孟口述成因分析記錄中。另外,在補充內容時,也將楊時綱的成因分析報告口語化,一些比較細的法條引用也沒有再放入彙整報告中。

楊時綱的成因分析報告著重點在於說明民眾提出的不適任司法官申訴案(比較專門的用語是,評鑑陳請案)為什麼沒辦法成功使司法官受懲戒。與林孟皇的成因分析報告著重於討論不適任法官為何難以淘汰,重點不太一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參考。

利害關係人法官、檢察官

相關法律法官法

相關議題法官檢察官人事制度

分析結果

從網友John_Lin的發言來看,本題原本提問關注的焦點似乎比較是擔憂現行的司法官行為規範準則太過不明確而且陳義過高,擔心被不當操作為整肅遭看不順眼的有骨頭的法官。但是在後來的分析中,原本的問題被擴張為「監督法官檢察官的機制失靈」,相關討論說明如下:

  • 一、司法官行為規範欠缺共識

    由於要監督法官檢察官,前提其實是確認「到底什麼行為是不應該的?」但是關於這一點,其實欠缺共識。就司法官(含法官、檢察官)行為規範欠缺共識一事,可分成社會大眾的面向,以及法律社群的面向來談。

    • (一) 社會大眾

      司法官行為規範的欠缺共識一事,在社會大眾的面向上,可以分成傳統華人社會正義感的問題,以及對於現行司法官行為規範的不了解。

      1. 傳統華人社會正義感的問題

        在長期的君主專制與威權統治下,臺灣社會有很深層的「包青天文化」,一般民眾對司法與法律的功能想像,多數仍停留傳統華人社會的正義感中。由這種正義感所形塑的好壞法官判斷基準,與我國法律中所引進的普世人權價值不同。這使得社會大眾所想像的法/壞法官,與法律社群的想像有所不同,甚至某些關於好/壞法官檢察官的標準可能是有問題的。例子:

        • (1) 2013年11月21日八里雙屍命案被告謝依涵,於一審受判死刑,而於二審第一次開庭時,高等法院法官當庭送日本作家門田龍降的書「與絕望奮鬥」,並當庭跟謝依涵說「這本書的重心,在於被害遺族說了一段名言『死刑的意義在於,讓一個犯了殺人罪的犯人,誠實面對自己犯下的錯誤。』」(法官贈書勸謝依涵面對錯誤) 法官當庭送書教訓被告的案例,國內少見,刑事訴訟法也無規定法官可以當庭送書給被告或不可以,民眾或許認為法官懂得當庭教訓被告,是一位好法官。但是法官送一本「支持死刑」的書給被告,是否未盡調查即認定被告有罪應處以死刑,而心態偏頗?
        • (2) 2014年3月7日洪仲丘案一審宣判,18名被告中,有12位判6月、5月、僅有一位被告受判8個月,普遍被民眾視為輕判且受到批評。(洪仲丘案一審輕判 僅連長8月,餘17人6月或無罪)然而一審承審法官鄭吉雄在審判中時常強勢地批評被告(審判長鄭吉雄 震懾一竿子被告),卻又受到好評,那這樣的法官究竟是好法官還是不好的法官?

        像前述情形,雖然按照現有的法官行為規範,可能是有問題的,但是如果送法官評鑑卻很可能不成立,因為評鑑委員可能受傳統華人社會正義感的影響,不覺得這樣的作法有嚴重的問題。

      2. 對於現行司法官行為規範與懲戒制度不了解

        一般民眾非長期受法學訓練之人,也不熟悉現行司法官行為規範,因此一般民眾不見得有能力依照現行規範,如法官法上的規定,來判斷司法官的言行是不是違法或不當。特別是我國目前並未全面施行強制律師代理,在這樣的情形下,也不會有律師告訴他可能的問題在哪。

        而有些民眾官司輸了之後,就越想越不對,覺得自己明明很有道理,怎麼會輸了官司,一定是司法官有問題,希望將司法官送評鑑,於是就開始找相關的法律規範。但問題是民眾所找出來的行為規範可能比較是枝微末節的事,或是司法官在個案判斷上有相當的空間,例如要不要調查證據,到底要採納哪些證人的說詞。這些點或許可以作為案件上訴的理由,但是卻不見得能夠當作評鑑司法官的理由,這是因為按照現行法官法的規定,送評鑑必須要「情節重大」,這邊的「情節重大」本身就有定義不明確的問題,而如果司法官對於某件事的判斷本就有相當的空間時,就更容易被當成是必須尊重司法官個案判斷空間之處。

    • (二) 法律社群

      在過去,法律社群對於司法官行為規範有比較明確的判準,若法官、檢察官有「貪污」、「收賄」、「關說」之情形,就會被認為是不適任。但是現在這樣的情形已經很少了。

      到了現在,法律社群對於司法官行為規範則變得比較模糊。在現在,法官檢察官的作為是否符合程序正當性的要求,以及裁判品質之問題,逐漸開始成為監督法官檢察官的重要參考判準。特別是程序正當性的問題,比起裁判品質是更為重要的判準,因為裁判品質其實相當程度屬於法官的心證判斷,沒有客觀標準。

      違反程序正當性逐漸開始成為判斷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的標準,但是關於程序正當性的重要性、標準為何,在法律社群內仍欠缺共識。固然一些很嚴重、大家都沒辦法忍受的行為,應該還是有共識,例如一個法官要調解,當事人不願意接受調解,他就衝到調解室去罵兩造當事人。或是法官開庭開到一半接電話,叫律師暫停然後自己講電話。不過還有很多部分,其實大家不是那麼有共識。例如:檢察官得否在起訴時,就具體講他覺得被告應該被判多久或死刑(檢察官動輒具體求刑,未審先判也違反無罪推定原則,監察院有糾正法務部);檢察官得否違反禁見規範,而私自帶證人之女友接見證人,以策動證人翻供;刑事訴訟法規定,準備程序不得訊問被告本案事實,這是為了避免過去過於依賴自白來判案的問題,但是實務上法官在準備程序一開始就訊問被告的情形比比皆是。

      另外,隨著法官法的訂定,法官檢察官開始受到外部評鑑機制的監督,但是並未針到底哪些行為可以提出評鑑,作出明確的規範。在作評鑑時,往往就是直接引用101年1月5日司法院訂立之「法官倫理規範」、101年1月4日法務部制定之「檢察官倫理規範」。但這些規倫理範部分內容偏向於道德宣示與行政細節,是否能用來作為評判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的標準,是有問題的。再加上法官法僅規定,如果有法官檢察官違反法官檢察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可以將這名法官或檢察官送評鑑,但是到底什麼是「情節重大」,人人詮釋不同,導致部分法官檢察官擔心,評鑑制度可能遭到惡用。有關係的法官檢察官被送評鑑,就會在「情節重大」的詮釋輕輕放下;而認真有骨氣的法官檢察官反而最可能因此被整,縱使評鑑不成立,但走這一遭聲譽受影響,而且也大大加重他的工作負擔。

      關於法官檢察官評鑑制度,是否因標準不明而遭到惡用一事,與會者彼此之間意見並不一致。有與會者會指出,到底評鑑的標準太嚴還是太寬,其實隨著你是站在法官或人民的角度來看,會有所不同。然而與會者之間沒有爭議的是,法律社群對於司法官行為規範,確實欠缺充分討論。

      法律社群對於司法官行為規範,欠缺充分討論一事,問題可能出在法學教育。長期以來法學教育不重視法律人倫理的教學與思辨,以往的司法官考試根本沒有法律倫理這一個科目。而長期以來,臺灣的法官、檢察官、律師貪贓枉法、關說、侵占當事人財物等等違反職業倫理的情況,罄竹難書,這正足以說明臺灣整個法學教育的缺失所在。

      另外,問題也可能出在法律社群沒有引入其他社群的思考工具或資源。例如說,從現有的法官倫理規範、檢察官倫理規範中的規定就可以看出,其中完全沒有倫理學上對於義務與超義務行為的區分。義務就是你一定要做到的事,沒有做到就應該要加以譴責;而超義務是你做到很棒,但是沒有做到沒有人會怪你。這些倫理學上的分類架構早就存在,只是法律社群不知道。結果,這些倫理規範中放入了許多超義務行為作為行為指標,基層法官、檢察官當然無所適從。

      總的來說,關於司法官行為規範欠缺共識一事,可以分成社會大眾的標準與法律社群內的標準有落差,以及法律社群內也欠缺共識兩部分。針對「社會大眾的標準與法律社群內的標準有落差」就必須要思考,是要以社會大眾的標準為依歸,還是以法律社群的標準為依歸?如果有落差的話,法律社群和社會大眾要如何溝通,以確立標準?針對「法律社群內也欠缺共識」一事,除了強化法學教育中關於法律倫理的討論之外,搭配的作法就是在法律社群內選出適當的人選來確立標準。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倫理規範必定有它的不明確性,也就是說,類似於「情節重大」這類不確定的概念可能還是會有,而克服不明確性的作法是透過案例的探討來具體化規範的內涵。

  • 二、司法官的監督機制難以有效運作

    關於司法官的監督機制難以有效運作一事,可分成法官自律機制的運作情形,以及外部監督機制的運作情形兩部分來分析。

    • (一) 自律機制

      當法律人倫理相對模糊,而法官體系與檢察官體系都來自於司法官訓練所,有學長制、期別文化的問題,也有華人和諧的文化,難免法官自律委員會保護法官同僚的心態。而其實,包括法官、檢察官、學者、律師在內的法律人,其實是一個人際網路交往密切、彼此互有牽連的法律社群,除了學校內的學長(姐)、學弟(妹)、家族關係外,彼此可能也是師生、配偶或一定的親有關係,法律人彼此間也會有鄉愿與和諧文化的問題。

    • (二) 外部監督

      至於外部監督機制如法官、檢察官評鑑委員會,雖然號稱有法官檢察官之外的人擔任委員,但是評鑑成效也不彰,這部分可以分成兩部分來談:

      1. 案子根本不會進入評鑑委員會

        如前面所提的,由於民眾不見得了解現行的司法官行為規範及懲戒制度,再來有些民眾擔心得罪司法官而影響自己的案子,都有可能使得雖然實際上司法官有出現違反行為規範,但是卻因為無人申訴所以案子根本不會進到評鑑委員會。

        另外,目前評鑑請求的期間過短也是個問題。一般的評鑑請求期間限於案件辦理終結兩年內(註:例外的情形是,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審判案件有明顯重大違誤,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的情形,評鑑請求期間是定讞後兩年內,但是要件嚴格非常難成立),但是這邊的案件辦理終結不是指案件整個確定,而是指案件已脫離受評鑑的司法官之手。也就是說如果是想申訴偵查檢察官或是一審的法官,二審打了兩年就超過一般的評鑑請求期間了。一些民眾要嘛不知道這個期間的限制,要嘛因為案件還在進行中,不願得罪司法官也不願意檢舉,結果想申訴時就已經超過評鑑請求期間了。

      2. 已送評鑑但評鑑沒辦法成

        有些移送評鑑的案件,確實司法官的行為有違反程序正當性,但是評鑑請求依舊不成立。在此的問題就難以單純理解為「官官相護」了。主要的問題還是回到針對司法官的行為規範,社會、法律人欠缺共識的根本問題,以及評鑑委員會委員選任的方式不具有民主正當性。

        首先,許多法官、檢察官被移送評鑑,是因為他們的作為違反程序正當性,但是當社會中根本上對於程序正當性的重要性及其內容沒有共識時,評鑑自然難以成立。再者,評鑑委員會委員是由各專業團體票選,或是由專業團體推舉人選後由司法院院長、法務部部長遴聘,但是這些委員不見得是真心在乎評鑑,可能是為了求名求利。而偏偏目前的選任程序,不會將受選任者的相關經歷或狀況公開,讓他們受公眾的討論與檢視。至於監察院、法評會、職務法庭甚至國會等等,其實都屬於外部監督機制的一環。這些外部機制或由法律專業社群的人主導,或基於民粹意見從事監督,前述司法官行為規範欠缺共識的問題,也一樣會出現。

  • 三、不適任法官難以淘汰的問題,根本的解決之道:建立良好的法官遴選制度。

    監督法官檢察官的機制失靈固然是個問題,不過更重要的是,從前端的法官遴選機制做起,一開始就選出好的法官。

    要能做到這件事,需要好的法官遴選委員會的委員。而要能選出好的法官遴選委員會的委員,要靠具有民主正當性的委員選任機制,也就是說,在選任這些委員時,不僅應將他們的經歷或狀況公開,讓他們受公眾的討論與檢視,這些委員的選任更應該直接或間接得到國會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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