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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與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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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報告

報告人高涌誠、曾柏文

記錄人黃子潔

司法問題

  • 偵查中的不當報導,造成輿論公審

    根據偵查不公開的原則,檢察官、警察偵辦的案件內容不該對外公開。但只要發生重大刑案,這個原則好像就自動失效,媒體大肆報導案件細節,甚至捕風捉影描述作案情境。激憤的觀眾於是上網辱罵,甚至到警局想要毆打嫌犯。在案情還不明朗,甚至許多細節遭扭曲的情形下,就形成輿論公審的情勢。

  • 媒體未確實查證做出錯誤報導,傷害司法與當事人

    大眾傳播媒體為非當事人得悉案情的管道,但許多記者朋友並不具法律專業背景,亦未詢問律師或承辦院、檢,其報導往往失去衡平或引人錯誤等,值得檢討。司法行政部門有無適時澄清誤會,也應檢討。

網友意見

針對司法問題「媒體未確實查證做出錯誤報導,傷害司法與當事人」的網友意見

@notbymight:
體諒一篇報導製作的艱辛,資料是否百分百正確姑且不論,但背後更艱困的是操控媒體的上司、財團、政治人物,依其所期許的報導他們想要的事實。最艱困的,是普遍不願去查證的人民,也就是我們 我覺得作出錯誤報導並非最可怕,而是普遍大眾因過去自身經驗影響而對於消息無法百分百客觀判斷這件事情,是傷害司法與當事人最恐怖的核心這有賴我們自主地將焦點從自我中心轉移到身邊的人身上。

建議從家庭起始,從社區開始動員組織,成立多個家庭小組(同性小組亦可),以社區的方式推動"探訪關懷、社區教育、資源整合"三大方向作為目標,逐步實踐(資金、聯絡部分可由社區內討論如何統籌)並推行司法教育,拉近司法與人民的距離,自然我們就比較不易用主觀的判斷傷害政府、社會和身邊的人,也能更理解司法和當事人,還有媒體背後需要排解的問題。

簡單作個小結:過去我們教育一直強調著孩童制式化教育,擠壓了孩子成長的空間和思想的洞見,或許身為成人的我們應該先自己調整,在自己主動學習且能客觀看待身邊的人時,身邊的環境也將能更好,這不是無法實踐的理想,而是能一步一腳印開拓的現實

分析範圍

「偵查中的不當報導,造成輿論公審」以及「媒體未確實查證做出錯誤報導,傷害司法與當事人」兩題一起分析。

利害關係人

法官、檢察官、警察、媒體、案件當事人、司法院、法務部。

相關法律

刑事訴訟法、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相關議題

偵查不公開、社群媒體、社會集體心理、司法透明度

分析依據

個人觀察與實務經驗。

分析結果

「偵查中的不當報導,造成輿論公審」講的主要是檢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媒體將外洩的資訊大肆報導,形成被告勢必有罪的情勢,讓無罪推定原則被架空。「媒體未確實查證做出錯誤報導,傷害司法與當事人」講的不僅限於偵查階段案件報導的問題,而涵蓋一切關於司法案件的報導,而強調的面向不是司法人員將案件資訊外洩的問題,而是強調媒體報導本身的問題。

前一題強調的是檢警不當的資訊散播行為,後一題強調的是媒體的不當報導,兩者雖然不同,但是都涉及了司法與媒體間之關係,所以這兩題放在一起分析。

以下為高涌誠和曾柏文對本題的探討:

  • 一、成因

    高涌誠

    • 社會集體心理

      媒體對司法案件的不當報導其實涉及了社會集體心理的問題,當一個問題發生時,大眾希望有一個解決的方式出來解決這個異常現象,因此媒體呼應這種社會心理,將這個現象或這個犯罪者貼上「他者」的標籤,要儘快隔離排除,恢復原先的社會秩序。社會大眾有妖魔化異常事件或人物的需求,媒體有創造收視率的需求,兩者相乘就產生惡化的螺旋效應。

    • 檢警與媒體的共生關係

      檢察官有升官、成為司法英雄的動機。利用媒體曝光,檢察官的表現可以更被上級看到,也可以提高知名度。有時候檢察官也會用輿論辦案,例如偵查不順利的話,就利用媒體塑造輿論讓他成為一個英雄,結果他本身不符合法定辦案程序的問題就被忽視了,或是透過討好輿論的方式造成媒體公審。雖然刑事訴訟法245條有偵查不公開的規定,但實務上還是有漏洞可以鑽。檢察官有破案、成為司法英雄的動機,警察也有破案壓力。有些警察也會透過造成媒體輿論、公審,去掩蓋偵查上的問題。早期警方權力更大時,這一套玩得更駕輕就熟,例如逼被告公開認罪之類的。

      同樣地,媒體也需要聳動報導獲得收視率,這是共生的狀況。例如以前曾有警方帶媒體攻堅去抄應召站,結果真的拍到應召女郎一絲不掛在跑,當然這會是取得高收視率的視聽資料,但這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記者跟警方,記者占上風,但警方又管黑社會,因此有時候警方會叫黑社會去威脅媒體,蓋布袋之類的,造成環環相扣的情況。

    曾柏文

    • 社群媒體的興起

      我們先前談的媒體通常是指制度性的傳統媒體,例如電視台、報紙,或指由老牌媒體人出身的獨立報導人,強調報導倫理、媒體自律等等價值觀。過去我們把媒體和社群媒體分開來,但是從現在的媒體生態來看,社群媒體的興起是不爭的事實,例如部落格,臉書等等,現在的媒體可能是大隻鄉民,或取得律師資格的小說家。因此媒體公審這類的問題,不能只看電視台,因為它的收視率只有2%,而現在卻有一百五十萬人經常使用臉書。

    • 高焦慮、意義破碎化的社會

      大隻鄉民、律師身分小說家這件事情,為什麼有龐大的市場?當變成社群媒體的時候,即時電視新聞、社群媒體,溝通節奏相對於20年前快很多,就像Matrix一樣,大家都被捲進去,平常大家一直看手機,互動越來越快,你無法像過往一樣等著報紙出刊、詳細報導。知識流動越來越快,你越來越不知道該往哪裡去,人看不到未來,因此這個世代是意義片段化、高焦慮、低安全感的時代,人們對於突發的重大事件會很渴望找到說法,找到說法好像就可以解釋了事情。這是一種存在的安全感,如果打破你對生活認知的時候,你需要安頓焦慮,最好的方式就是妖魔化,標籤化,貼上「他者」的標籤,讓這個事情解決掉,這是整個社會的不安。媒體也預期到這個問題,因此需要大量的影像,而鄉民想要當英雄,需要刷存在感,種種需求構成這個可以刷存在感的場域。

    • 傳統媒體面臨的困境

      面對社群媒體的興起,我們必須認清的現實是,不論我們怎麼要求,事實上無法控管社群媒體的範圍。社群媒體會影響到傳統媒體,最直接就是資源欠缺、資源不平等,現在訂閱報紙的人越來越少,傳統紙媒都快活不下去了。整個社群媒體瓜分了傳統媒體的廣告,導致知識生產的民主化,也壓縮到傳統媒體的空間,導致無法維持傳統媒體的專業。

      組織運作有他的邏輯,例如看KPI、流量、收視率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傳統媒體沒有資源去選擇,沒有時間去詳細查證,大家一窩蜂在報導的時候,如果你不去報,你可能在市場上做不下去。因此媒體很難抗拒現實壓力,明知道不合理的東西還是去報。像前陣子端媒體上面胡慕情寫曾文欽的文章,花很久時間調查,文章暴紅,點閱數50幾萬,打趴一堆媒體。可是如果是制度性的媒體,很難做到這樣的事情。甚至有些媒體在這種割喉戰中,刻意激起公憤、妖魔化當事人,蘋果是最聳動的,例如用王景玉翻白眼的照片塑造殺人魔的形象。

  • 二、解法

    • 針對檢警違反偵查不公開一事,要怎麼解決?

      高涌誠

      為什麼會有偵查不公開原則?這是因為偵查祕行原則,有利於偵查,保護犯罪嫌疑人名譽,警惕公權力在偵查中適當拿捏分寸。

      目前行車紀錄器、監視器、警方秘錄器,手機側錄影片等,很多都被新聞報導拿來使用,可能都涉及偵查不公開的範圍。警方拿到這些資料都是不能公開的,例如前陣子很紅的嘶吼姐,不能拿來當笑談。之前律師公會曾有檢警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專案,那是因為實務工作上發生太誇張的例子,律師公會才請人側錄電視新聞中疑似有違反偵查不公開的畫面並作成記錄,之後提出檢舉請內政部調查。

      針對檢警違反不公開一事,我認為應要求檢察官控管,但一個偵查案可能動員很多人力,包括地檢署自己的人力,法警、書記官等,有的時候檢察官負責的案子見報,真的不知道是誰洩漏線索出去。我們曾經想過最嚴格的控制方法,例如連坐,不論是哪一個環節出問題,只要有人洩漏,檢察官一併連坐處分,屬於行政處分上的連坐,當對人民權益侵害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嚴格遵守偵查不公開。當然這種作法多數檢察官是反彈的,但也有些檢察官贊成,因為以現在台灣的情況來看,違反偵查不公開對司法所帶來的損害是更大的。

    • 進一步的反思:偵查不公開的原則是否需要重構?

      曾柏文

      我覺得應該要重新思考偵查不公開的原則在這個時代應如何重構。為何當初設計偵查不公開,出發點是甚麼?原因可能是當事者人權保護、偵查中不會受到最大的壓力等。但現在偵查不公開真的可以做到這兩點嗎?

      以前我們假設媒體會配合,會尊重司法專業,但現在連媒體也自身難保。鄉民自己都側錄側拍,即便媒體不透漏,輿論已經形成,媒體、鄉民已經定罪了,即使檢察官不公開,隔壁大樓側錄也可能滿天飛,尤其是高指標性的大案子。因此以前說司法與政治分離的想法已經不適用了,我認為司法機構應該思考偵查不公開的核心,以及怎麼更積極的去跟社會對話。

      另外,以前是司法專業主義,不同專業各司其職,各專業間有知識壟斷,用專法、執照等方法去處理。因此遇到問題時就說交給專業,人們相信專業司法體系可以把事情處理好,社會大眾稍安勿躁即可。類似這樣的說法現在還會出現,例如有人會出來曉以大義,要教育鄉民,像是無罪推定原則,要大家回去多念點書。但是在後現代社會中,對專業的不信任反而是這個社會的特徵,媒體、科學、金融、政治、醫學專業等不同面向的專業都被質疑,所以高舉專業主義已經不是一個好的解法。後現代社會重視透明性,因此以前約定俗成的司法原則值得重新思考。

    • 偵查不公開與媒體知的權利間如何平衡?

      高涌誠

      關於偵查不公開,雖然現在對於透明性的要求逐漸提高,但我認為檢警在某個時點還是有保密義務,但怎麼做需要再討論。關於職權如何運作,法律圈自己都吵不清楚,例如檢察官希望權力大,律師希望檢警權力小,雙方想法都有落差。

      我會傾向區分問題的嚴重性之後,將媒體與司法的分際分清楚,有些要回歸專業來看。有個學者這樣說,因為偵查制度傾向糾問,為了偵查犯罪,他會有不同的偵查手法,包含媒體操作,利用媒體作為辦案的手法之一。但如果我們認為檢察官不應該這樣子,也可改採希望檢察官將保密時間拉長,透明化時間延後,這是光譜的另一端,就是完全不讓任何人知,像是鴨子滑水的那種偵查方式,不要用媒體來協助辦案,等到證據夠了再來連絡媒體。

      關於偵查不公開跟媒體知的權利、新聞自由之間怎麼做平衡,我們跟法務部討論過,法務部也曾提出幾個做法,例如規定記者在地檢署內只能在特定區域活動,例如記者室,統一發言人跟記者溝通等方式,這是一個模式。

      曾柏文

      關於檢方用鴨子划水的方式,不洩漏資訊給媒體的方式辦案,我不反對那樣的作法,只是那不一定能成功。因此那個封鎖線守不住時,你要有新的做法,新的SOP,這是災害控管,有時對當事者最好的方法是為了要保護當事者,可能更適合出來澄清,主動、正面表列不知道的事情,什麼是應該要去查證的,這反而可能會讓外面的流言少一點。

    • 關於媒體錯誤或不當報導的問題如何解決?

      高涌誠

      關於媒體錯誤或不當報導的問題要如何解決,我覺得首要的是「教育」。以前司改會跟媒改社有合作過,在17、8年前司改會做過針對新聞記者對法律有初步認識的營隊,希望他擔任司法與社會大眾轉譯的中介人,解釋司法原理,縮小司法與社會大眾質樸正義的落差。現在社群媒體興起,更沒辦法控制監督,教育就更形重要。

      另外,我曾經提過一個建議,就是在報紙下方標示警語。這是學奧地利的,他們傳統媒體例如報紙上,一樣有社會新聞版,但下面會有警語,像跟抽煙一樣,寫說關於上面的社會新聞,未經審判,不能認為他有罪,以判決為準。但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出版審查,對於紙媒的規範比較少,一切靠媒體自律,但我想觀念上還是可以逐步潛移默化的。

      最後,是公部門必須出來澄清。當有媒體的報導偵查偏離真相時,或做出不對的評論時,例如外面都在傳殺一個人不會死刑等等,公部門就應該出來澄清。而且相對於片段式的不當報導,這種澄清要是脈絡式的,這樣可以減輕查證的問題。

      曾柏文

      我認為權威出來澄清不實流言是有效的。透明公開不是全公開,而是理解界線,甚麼事應該公開而甚麼不應公開,確立甚麼地方你可以看,什麼不可以看。因為權威出來說話是親民化的過程,以前認為連跟民眾溝通都不必要,但現在權威要知道不再享有這種理所當然的權力。權威之所以被接受,以前可能是制度,但現在一部分來自民眾對你的忍受。因此司法要願意對民眾溝通,嘗試去解釋,才能提升民眾對司法的認識。

      我認為現在司法應該要對公眾更engaging,要主動跟民眾對話,很重要的一點是司法白話文運動。用公共評論的寫法就好,不要用半文言的方式,以前文書寫法也是一種專業內自我保護的方式。現在使用白話一點的寫法的話,其實也是一種保護的手段。與其讓外界亂解讀,還不如就寫好。

      另外指標性大案也要主動跟民眾溝通,比如主動去講,現在我們需要確定什麼,我們還缺什麼,有什麼是我們不知道的。不過除了整個司法體系與公眾溝通的方式要有所改變以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公眾參與,有更多人參與,才有更多轉譯的可能。而公眾參與司法轉譯,可以創造更多的溝通方式,例如找圖文不符或台灣吧合作動畫,做司法小教室,介紹甚麼叫無罪推定原則、理解司法的十個原則等這些重要基本問題。

彙整人林瑋婷

彙整範圍

  1. 高涌誠與曾柏文口述成因分析記錄(請點選上方分頁標籤「原始」)
  2. 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0614籌備會議討論

司法問題

  • 偵查中的不當報導,造成輿論公審

    根據偵查不公開的原則,檢察官、警察偵辦的案件內容不該對外公開。但只要發生重大刑案,這個原則好像就自動失效,媒體大肆報導案件細節,甚至捕風捉影描述作案情境。激憤的觀眾於是上網辱罵,甚至到警局想要毆打嫌犯。在案情還不明朗,甚至許多細節遭扭曲的情形下,就形成輿論公審的情勢。

  • 媒體未確實查證做出錯誤報導,傷害司法與當事人

    大眾傳播媒體為非當事人得悉案情的管道,但許多記者朋友並不具法律專業背景,亦未詢問律師或承辦院、檢,其報導往往失去衡平或引人錯誤等,值得檢討。司法行政部門有無適時澄清誤會,也應檢討。

網友意見

針對司法問題「媒體未確實查證做出錯誤報導,傷害司法與當事人」的網友意見

@notbymight:
體諒一篇報導製作的艱辛,資料是否百分百正確姑且不論,但背後更艱困的是操控媒體的上司、財團、政治人物,依其所期許的報導他們想要的事實。最艱困的,是普遍不願去查證的人民,也就是我們 我覺得作出錯誤報導並非最可怕,而是普遍大眾因過去自身經驗影響而對於消息無法百分百客觀判斷這件事情,是傷害司法與當事人最恐怖的核心這有賴我們自主地將焦點從自我中心轉移到身邊的人身上。

建議從家庭起始,從社區開始動員組織,成立多個家庭小組(同性小組亦可),以社區的方式推動"探訪關懷、社區教育、資源整合"三大方向作為目標,逐步實踐(資金、聯絡部分可由社區內討論如何統籌)並推行司法教育,拉近司法與人民的距離,自然我們就比較不易用主觀的判斷傷害政府、社會和身邊的人,也能更理解司法和當事人,還有媒體背後需要排解的問題。

簡單作個小結:過去我們教育一直強調著孩童制式化教育,擠壓了孩子成長的空間和思想的洞見,或許身為成人的我們應該先自己調整,在自己主動學習且能客觀看待身邊的人時,身邊的環境也將能更好,這不是無法實踐的理想,而是能一步一腳印開拓的現實。

分析範圍

「偵查中的不當報導,造成輿論公審」以及「媒體未確實查證做出錯誤報導,傷害司法與當事人」兩題一起分析。

利害關係人

法官、檢察官、警察、媒體、案件當事人、司法院、法務部。

相關法律

刑事訴訟法、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相關議題

刑事訴訟法、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廣電三法

分析結果

「偵查中的不當報導,造成輿論公審」講的主要是檢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媒體將外洩的資訊大肆報導,形成被告勢必有罪的情勢,讓無罪推定原則被架空。「媒體未確實查證做出錯誤報導,傷害司法與當事人」講的不僅限於偵查階段案件報導的問題,而涵蓋一切關於司法案件的報導,而強調的面向不是司法人員將案件資訊外洩的問題,而是強調媒體報導本身的問題。

前一題強調的是檢警不當的資訊散播行為,後一題強調的是媒體的不當報導,兩者雖然不同,但是都涉及了司法與媒體間之關係,所以這兩題放在一起分析。

  • 一、成因

    • (一) 當代的社會變遷

      媒體對司法案件的不當報導其實涉及了社會集體心理的問題,當一個問題發生時,大眾希望有一個解決的方式出來解決這個異常現象,因此媒體呼應這種社會心理,將這個現象或這個犯罪者貼上「他者」的標籤,要儘快隔離排除,恢復原先的社會秩序。社會大眾有妖魔化異常事件或人物的需求,媒體有創造收視率的需求,兩者相乘就產生惡化的螺旋效應。

      而隨著當代社會變遷,社會集體的焦慮感又更加升高。這是因為當代社會進入了資訊快速流動的時代,網路發達、手機隨時上網記錄各種突發事件、社群媒體興起。知識流動越來越快,人們越來越不知道該往哪裡去,看不到未來,因此這個世代是意義片段化、高焦慮、低安全感的時代。人們對於突發的重大事件會很渴望找到說法,找到說法好像就可以解釋了事情。要安頓焦慮,最好的方式就是妖魔化,標籤化,貼上「他者」的標籤,由此讓這個事情解決掉。媒體也預期到這個問題,因此需要大量的影像,而鄉民想要當英雄,需要刷存在感,種種需求構成這個可以刷存在感的場域。

      此外,當代社會還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變遷,就是專業主義受到質疑。專業主義指的就是一群人對特定領域掌握壟斷性的發言權。但是隨著民主化、資訊流動難以限制,以及專業人士數量膨脹,專業壟斷越來越難維持。過去以「專業」為神主牌阻擋一切的作法已經不可行。也就是說,面對媒體的不當報導,以及社會大眾對於司法的誤解,法律專業人士必須積極溝通回應,否則無法取得信任。

    • (二)媒體生態變遷

      隨著前面提到的社群媒體興起,例如部落格,臉書等等,現在影響民眾的媒體反而可能是大隻鄉民,或取得律師資格的小說家。社群媒體的興起會影響到傳統媒體(指制度性的傳統媒體,例如電視台、報紙,或指由老牌媒體人出身的獨立報導人,強調報導倫理、媒體自律等等價值觀),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資源的瓜分,廣告收入轉入社群媒體。因此社群媒體雖然促成了知識生產的民主化,也壓縮到傳統媒體的空間,導致無法維持傳統媒體的專業。

      較仔細地去看傳統媒體的狀況,就可以更了解為什麼它很難抗拒現實壓力,明知是不合理的東西卻仍去報導。傳統媒體的組織運作有它的邏輯,例如看KPI、流量、收視率等,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大家一窩蜂在報導的時候,如果它不去報,可能在市場上做不下去。像前陣子端媒體上面胡慕情寫曾文欽的文章,花很久時間調查,文章暴紅,點閱數50幾萬,打趴一堆媒體。可是如果是制度性的媒體,很難做到這樣的事情。甚至有些媒體在這種割喉戰中,刻意激起公憤、妖魔化當事人,蘋果是最聳動的,例如用王景玉翻白眼的照片塑造殺人魔的形象。

      針對檢警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問題,其實可以擴大為司法從業人員不當外洩案件資訊的問題。因為其實不只是偵查中的案件資訊外洩可能對司法或當事人產生傷害,有些案件資訊縱使在進入審判後不當地外洩,都可能成為問題。而這種司法從業人員不當外洩案件資訊,可能的成因如下:

      1. 司法從業人員共通的問題

        首先,警察、調查局調查員、檢察官、法官、律師,都可能有成名的需求。檢察官想升官,就會利用媒體曝光,讓自己的表現可以更被上級看到。有的法官退下來當律師前受訪,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以利接案。律師不當地接受採訪,也可能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以吸引客戶。

        再來,對於不當外洩案件資訊一事,司法從業人員不太認為是什麼真正嚴重的事,特別是當被外洩的案件當事人被貼上妖魔化的標籤,或是外洩案件資訊被當成辦案手法的一環之時。搭配著經手案件的人眾多,難以確認洩密者是誰,官方針對案件資訊不當外洩的懲處機制就更相應失靈。

      2. 警察生態

        除了前面提供的共通問題之外,警察另外受有破案壓力以及績效制度的影響。有些警察也會透過造成媒體輿論、公審,去掩蓋偵查上的問題。早期警方權力更大時,這一套玩得更駕輕就熟,例如逼被告公開認罪之類的。

      3. 調查局生態

        調查局的問題其實比警察的問題更嚴重,但卻較不受重視。調查局一樣有績效制度的問題,而它掛在法務部底下,但法務部又不太管,檢察官又難以節制調查局調查員,使得問題更形嚴重。

      4. 檢察官生態

        檢察官除了前面提到的升官動機,有時候檢察官也會用輿論辦案,例如偵查不順利的話,就利用媒體塑造輿論讓他成為一個英雄,結果他本身不符合法定辦案程序的問題就被忽視了,或是透過討好輿論的方式造成媒體公審。

        此外,目前台灣的刑事訴訟法的結構,也使得檢察官的權限過大。目前台灣檢察官負有維護治安、控制犯罪之責,有各種調查權限,可以押人再找證據,也可以利用輿論來辦案。相較之下,被告及辯護人那邊則嚴重的資訊不足,而且要調查什麼也得透過檢察官。而如果刑事訴訟法改採完全的當事人主義,檢察官必須先蒐集證據到一定程度後押人直接起訴,如果證據不足亂放話也會被律師當作訴訟上的攻防點。

  • 二、解法

    • (一) 關於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為什麼會有偵查不公開原則,是因為採取偵查祕行,有利於偵查,也有助於保護犯罪嫌疑人名譽。目前行車紀錄器、監視器、警方秘錄器,手機側錄影片等,很多都被新聞報導拿來使用,可能都涉及偵查不公開的範圍。警方拿到這些資料都是不能公開的,例如前陣子很紅的嘶吼姐,不能拿來當笑談。

      不過隨著時代變遷,偵查不公開原則本身是否要重構,也成了問題。以前我們假設媒體會配合,會尊重司法專業,但現在連媒體也自身難保。鄉民自己都側錄側拍,即便媒體不透漏,輿論已經形成,媒體、鄉民已經定罪了,即使檢察官不公開,隔壁大樓側錄也可能滿天飛,尤其是高指標性的大案子。當代社會專業受質疑、透明性受到重視,司法機構應該思考偵查不公開的核心,以及怎麼更積極的去跟社會對話。而對話也不是指就全部公開,或是就出來講一句「偵查不公開,謝謝指教」,而是要說明現階段檢警所不知道的事、不確定還要查證的事,以及不能說的部分,這反而可能會讓外面的流言少一點。

      雖然時代有所變遷,但是檢警在某個時點之前還是有保密義務,至於時點與範圍,則需要再討論。至於要怎麼促使檢警確實遵守偵查不公開的原則,可能的作法如下:

      1. 教育

        告訴檢警為何違反偵查不公開會傷害司法及當事人。

      2. 檢察官的連坐處罰

        不論是哪一個環節出問題,只要有人洩漏,檢察官一併連坐處分,這屬於行政處分上的連坐。不過這個作法有相當的爭議性。如果要採取的話,也必須賦予檢察官更大地節制偵查作為的權限,以符權責。

    • (二) 關於媒體錯誤或不當報導的問題如何解決?

      關於媒體錯誤或不當報導的問題,有一部分是要進行媒體改革。媒體改革的可能作法如下:

      1. 教育

        以前司改會跟媒改社有合作過,在17、8年前司改會做過針對新聞記者對法律有初步認識的營隊,希望他擔任司法與社會大眾轉譯的中介人,解釋司法原理,縮小司法與社會大眾質樸正義的落差。現在社群媒體興起,更沒辦法控制監督,教育就更形重要。

      2. 在報導下標示警語

        這是學奧地利的,他們的傳統媒體,例如報紙社會新聞版,下面會有警語,像跟抽煙一樣,寫說關於上面的社會新聞,未經審判,不能認為他有罪,以判決為準。但因為台灣現在沒有出版審查,對於紙媒的規範比較少,一切靠媒體自律,但觀念上還是可以逐步潛移默化的。

      3. 透過法律規定來作資源重分配

        這樣的作法在電視媒體比較有用,但是在報紙媒體可能就沒用了。因為紙媒在社群媒體興起之下,遭到非常嚴重的衝擊,幾乎都活不下去了。但是電視媒體仍有一定的閱聽眾。因此還有可能透過廣電三法規定的調整,讓有線電視費多一點進去節目製作費之中,以讓電視媒體有較多的資源製作優質節目。

      關於媒體錯誤或不當報導問題的解決,另一部分則是司法必須與民眾進行主動溝通。這種溝通必須改變既有的官方作法:首先,要白話,用公共評論的寫法就好,不要用半文言的方式,不然又會讓外界亂解讀。再來,相對於片段式的不當報導,澄清必須要是脈絡式的說明。最後,要清楚說明界限。什麼事應該公開而什麼不能公開;什麼是目前已知的,而什麼是官方不知或待查證的。

      另外,司法主動溝通也應納入更多的公眾參與。因為公眾參與司法轉譯,可以創造更多的溝通方式。例如找圖文不符或台灣吧合作動畫,做司法小教室,介紹甚麼叫無罪推定原則、理解司法的十個原則等這些重要基本問題。

彙整人林瑋婷

彙整範圍

  1. 高涌誠與曾柏文口述成因分析記錄(請點選上方分頁標籤「原始」)
  2. 全民司改運動第二階段0614籌備會議討論
  3. 0702評估會議

司法問題

  • 偵查中的不當報導,造成輿論公審

    根據偵查不公開的原則,檢察官、警察偵辦的案件內容不該對外公開。但只要發生重大刑案,這個原則好像就自動失效,媒體大肆報導案件細節,甚至捕風捉影描述作案情境。激憤的觀眾於是上網辱罵,甚至到警局想要毆打嫌犯。在案情還不明朗,甚至許多細節遭扭曲的情形下,就形成輿論公審的情勢。

  • 媒體未確實查證做出錯誤報導,傷害司法與當事人

    大眾傳播媒體為非當事人得悉案情的管道,但許多記者朋友並不具法律專業背景,亦未詢問律師或承辦院、檢,其報導往往失去衡平或引人錯誤等,值得檢討。司法行政部門有無適時澄清誤會,也應檢討。

網友意見

針對司法問題「媒體未確實查證做出錯誤報導,傷害司法與當事人」的網友意見

@notbymight:
體諒一篇報導製作的艱辛,資料是否百分百正確姑且不論,但背後更艱困的是操控媒體的上司、財團、政治人物,依其所期許的報導他們想要的事實。最艱困的,是普遍不願去查證的人民,也就是我們 我覺得作出錯誤報導並非最可怕,而是普遍大眾因過去自身經驗影響而對於消息無法百分百客觀判斷這件事情,是傷害司法與當事人最恐怖的核心這有賴我們自主地將焦點從自我中心轉移到身邊的人身上。

建議從家庭起始,從社區開始動員組織,成立多個家庭小組(同性小組亦可),以社區的方式推動"探訪關懷、社區教育、資源整合"三大方向作為目標,逐步實踐(資金、聯絡部分可由社區內討論如何統籌)並推行司法教育,拉近司法與人民的距離,自然我們就比較不易用主觀的判斷傷害政府、社會和身邊的人,也能更理解司法和當事人,還有媒體背後需要排解的問題。

簡單作個小結:過去我們教育一直強調著孩童制式化教育,擠壓了孩子成長的空間和思想的洞見,或許身為成人的我們應該先自己調整,在自己主動學習且能客觀看待身邊的人時,身邊的環境也將能更好,這不是無法實踐的理想,而是能一步一腳印開拓的現實。

分析範圍

「偵查中的不當報導,造成輿論公審」以及「媒體未確實查證做出錯誤報導,傷害司法與當事人」兩題一起分析。

利害關係人

法官、檢察官、警察、媒體、案件當事人、司法院、法務部。

相關法律

刑事訴訟法、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廣電三法

相關議題

偵查不公開、社群媒體、社會集體心理、司法透明度、專業主義

分析結果

「偵查中的不當報導,造成輿論公審」原本講的主要是檢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媒體將外洩的資訊大肆報導,形成被告勢必有罪的情勢,讓無罪推定原則被架空。而在討論的過程中,參與者逐漸將討論範圍擴大到有人不當洩露或提供案件資訊給媒體的情形,行為人可能是法官、檢察官、調查局、警察、律師、當事人等等。

「媒體未確實查證做出錯誤報導,傷害司法與當事人」講的不僅限於偵查階段案件報導的問題,而涵蓋一切關於司法案件的錯誤或不當報導,而強調的面向不是有人將案件資訊外洩的問題,而是強調媒體報導本身的問題。

前一題討論的重點是案件相關人士不當的資訊散播行為,後一題討論的重點是媒體錯誤或不當報導,兩者雖然不同,但是都涉及了司法與媒體間之關係,所以這兩題放在一起分析。

  • 一、成因

    • (一)媒體錯誤或不當報導

      針對媒體錯誤或不當報導,可能的成因如下:

      1. 社會大眾狀況的部分

        媒體對司法案件的不當報導其實涉及了社會集體心理的問題,當一個問題發生時,大眾希望有一個解決的方式出來解決這個異常現象,因此媒體呼應這種社會心理,將這個現象或這個犯罪者貼上「他者」的標籤,也就是不屬於我群、令人恐懼的事物。針對這樣的「他者」,媒體和大眾可能就會要求儘快隔離排除,恢復原先的社會秩序。社會大眾有妖魔化異常事件或人物的需求,媒體有創造收視率的需求,兩者相乘就產生惡性循環。

        而隨著當代社會變遷,社會集體的焦慮感又更加升高。這是因為當代社會進入了資訊快速流動的時代,網路發達、手機隨時上網記錄各種突發事件、社群媒體興起。知識流動越來越快,人們越來越不知道該往哪裡去,看不到未來,因此這個世代是意義片段化、高焦慮、低安全感的時代。人們對於突發的重大事件會很渴望找到說法,找到說法好像就可以解釋了事情。要安頓焦慮,最好的方式就是妖魔化,標籤化,貼上「他者」的標籤,由此讓這個事情解決掉。媒體也預期到這個問題,因此需要大量的影像,而鄉民想要當英雄,需要刷存在感,種種需求構成這個可以刷存在感的場域。

        此外,當代社會還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變遷,就是專業主義受到質疑。專業主義指的就是一群人對特定領域掌握壟斷性的發言權。但是隨著民主化、資訊流動難以限制,以及專業人士數量膨脹,專業壟斷越來越難維持。過去以「專業」為神主牌阻擋一切的作法已經不可行。也就是說,面對媒體的不當報導,以及社會大眾對於司法的誤解,法律專業人士必須積極溝通回應,否則無法取得社會大眾的信任。

        社會大眾希望快速取得某個說明以解消不安,也不可能眼睛一閉把問題交給法律專業人士,這就容易促使媒體以速食的方式去作關於重大司法案件的報導,再搭配上社會大眾的媒體識讀能力不足,也不重視不當報導對當事人的傷害,就更使得媒體不當報導容易被廣為接納。

      2. 媒體生態的部分

        隨著前面提到的社群媒體興起,例如部落格,臉書等等,現在影響民眾的媒體反而可能是大隻鄉民,或取得律師資格的小說家。社群媒體的興起會影響到傳統媒體(指制度性的傳統媒體,例如電視台、報紙,或指由老牌媒體人出身的獨立報導人,強調報導倫理、媒體自律等等價值觀),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資源的瓜分,廣告收入轉入社群媒體。因此社群媒體雖然促成了知識生產的民主化,也壓縮到傳統媒體的空間,導致無法維持傳統媒體的專業,也越來越難以期待媒體自律。

        較仔細地去看傳統媒體的狀況,就可以更了解為什麼它很難抗拒現實壓力,明知是不合理的東西卻仍去報導。傳統媒體的組織運作有它的邏輯,例如看KPI、流量、收視率等,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大家一窩蜂在報導的時候,如果它不去報,可能在市場上做不下去。像前陣子端媒體上面胡慕情寫曾文欽的文章,花很久時間調查,文章暴紅,點閱數50幾萬,打趴一堆媒體。可是如果是制度性的媒體,很難做到這樣的事情。甚至有些媒體在這種割喉戰中,刻意激起公憤、妖魔化當事人,蘋果是最聳動的,例如用王景玉翻白眼的照片塑造殺人魔的形象。部分媒體甚至會為了追求點閱數,由小編在新聞下面的留言區留言引導輿論的討論方向,或偽裝網友來引導討論。

      3. 官方欠缺立即澄清機制

        在專業主義遭到質疑,法律專業人士必須積極溝通回應,否則無法取得社會大眾的信任的社會變遷情勢下,官方對此情勢仍然欠缺認識,並沒有針對不當報導積極設置立即澄清機制。以目前基層檢察官的狀況來說,檢察官投入辦案,其實根本沒有多餘的心力針對案件好好作出澄清。而官方既有的新聞回應機制又容易讓人有說官話,並不是真的想跟社會大眾好好溝通的感覺。以致不當報導流傳,造成當事人或司法的傷害。

    • (二)案件資訊遭人不當提供給媒體

      雖然原本設題討論的是檢警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問題,但在討論中被逐漸擴大為案件資訊遭相關人士不當提供給媒體的問題。不當提供包括應保密的資訊外洩,以及故意提供錯誤或扭曲的資訊,而行為人可能是法官、檢察官、律師、調查局、警察或當事人。案件相關人士不當提供案件資訊給媒體,可能的成因如下:

      1. 司法人員的問題

        首先,警察、調查局調查員、檢察官、法官、律師,都可能有成名的需求。檢察官想升官,就會利用媒體曝光,讓自己的表現可以更被上級看到。有的法官退下來當律師前受訪,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以利接案。部分律師不當地接受採訪,也可能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以吸引客戶。

        再來,有些偵查單位害怕不提供案件資訊給媒體,會被媒體用報導來修理。因此也甘冒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提供偵查中應保密的資訊給媒體。

        此外,對於不當外洩案件資訊一事,有些司法人員不太認為是什麼真正嚴重的事,特別是當被外洩的案件當事人被貼上妖魔化的標籤,或是外洩案件資訊被當成辦案手法的一環之時。搭配著經手案件的人眾多,難以確認洩密者是誰,官方針對案件資訊不當外洩的懲處機制就更相應失靈。

        除了前面提到的共通問題之外,參與討論者也提到了不同偵查單位的制度性狀況,也構成了不當提供案件資訊給媒體的土壤。

        • (1)警察生態

          除了前面提供的共通問題之外,警察另外受有破案壓力以及績效制度的影響。有些警察也會透過造成媒體輿論、公審,去掩蓋偵查上的問題。早期警方權力更大時,這一套玩得更駕輕就熟,例如逼被告公開認罪之類的。

        • (2)調查局生態

          調查局的問題其實比警察的問題更嚴重,但卻較不受重視。調查局一樣有績效制度的問題,而它掛在法務部底下,但法務部又不太管,檢察官又難以節制調查局調查員,使得問題更形嚴重。

        • (3)檢察官生態

          檢察官除了前面提到的升官動機,有時候檢察官也會用輿論辦案,例如偵查不順利的話,就利用媒體塑造輿論讓他成為一個英雄,結果他本身不符合法定辦案程序的問題就被忽視了,或是透過討好輿論的方式造成媒體公審。

          此外,目前台灣的刑事訴訟法的結構,也使得檢察官的權限過大。目前台灣檢察官負有維護治安、控制犯罪之責,有各種調查權限,可以押人再找證據,也可以利用輿論來辦案。相較之下,被告及辯護人那邊則嚴重的資訊不足,而且要調查什麼也得透過檢察官。而如果刑事訴訟法改採完全的當事人主義,檢察官必須先蒐集證據到一定程度後押人直接起訴,如果證據不足亂放話,也會被律師當作訴訟上的攻防點。

      2. 當事人

        部分有權勢的當事人,特別是政治人物,也可能透過買新聞的方式,來操縱輿論,以影響案件的進行。例如台南地院有某位議長賄選案,當案件發展對議長有利的時候就說政治清明,判決不利就說政治迫害、還我清白。

  • 二、解法

    • (一) 關於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為什麼會有偵查不公開原則,是因為採取偵查密行,有利於偵查,也有助於保護犯罪嫌疑人名譽。目前行車紀錄器、監視器、警方秘錄器,手機側錄影片等,很多都被新聞報導拿來使用,可能都涉及偵查不公開的範圍。警方拿到這些資料都是不能公開的,例如前陣子很紅的嘶吼姐,不能拿來當笑談。

      不過隨著時代變遷,偵查不公開原則本身是否要重構,也成了問題。以前我們假設媒體會配合,會尊重司法專業,但現在連媒體也自身難保。鄉民自己都側錄側拍,即便媒體不透露,輿論已經形成,媒體、鄉民已經定罪了,即使檢察官不公開,隔壁大樓側錄也可能滿天飛,尤其是高指標性的大案子。當代社會專業受質疑、透明性受到重視,司法機構應該思考偵查不公開的核心,以及怎麼更積極的去跟社會對話。而對話也不是指就全部公開,或是就出來講一句「偵查不公開,謝謝指教」,而是要說明現階段檢警所不知道的事、不確定還要查證的事,以及不能說的部分,這反而可能會讓外面的流言少一點。

      雖然時代有所變遷,但是檢警在某個時點之前還是有保密義務,至於時點與範圍,則需要再討論。至於要怎麼促使檢警確實遵守偵查不公開的原則,可能的作法如下:

      1. 教育

        告訴檢警為何違反偵查不公開會傷害司法及當事人。

      2. 檢察官的連坐處罰

        不論是哪一個環節出問題,只要有人洩漏,檢察官一併連坐處分,這屬於行政處分上的連坐。不過這個作法有相當的爭議性。如果要採取的話,也必須賦予檢察官更大地節制偵查作為的權限,以符權責。

    • (二) 關於媒體錯誤或不當報導的問題如何解決?

      關於媒體錯誤或不當報導的問題,有一部分是要進行媒體改革。媒體改革的可能作法如下:

      1. 教育

        以前司改會跟媒改社有合作過,在17、8年前司改會做過針對新聞記者對法律有初步認識的營隊,希望他擔任司法與社會大眾轉譯的中介人,解釋司法原理,縮小司法與社會大眾質樸正義的落差。現在社群媒體興起,更沒辦法控制監督,教育就更形重要。

      2. 在報導下標示警語

        這是學奧地利的,他們的傳統媒體,例如報紙社會新聞版,下面會有警語,像跟抽煙一樣,寫說關於上面的社會新聞,未經審判,不能認為他有罪,以判決為準。但因為台灣現在沒有出版審查,對於紙媒的規範比較少,一切靠媒體自律,但觀念上還是可以逐步潛移默化的。

      3. 透過法律規定來作資源重分配

        這樣的作法在電視媒體比較有用,但是在報紙媒體可能就沒用了。因為紙媒在社群媒體興起之下,遭到非常嚴重的衝擊,幾乎都活不下去了。但是電視媒體仍有一定的閱聽眾。因此還有可能透過廣電三法規定的調整,讓有線電視費多一點進去節目製作費之中,以讓電視媒體有較多的資源製作優質節目。

      關於媒體錯誤或不當報導問題的解決,另一部分則是司法必須與民眾進行主動溝通。這種溝通必須改變既有的官方作法:首先,要白話,用公共評論的寫法就好,不要用半文言的方式,不然又會讓外界亂解讀。再來,相對於片段式的不當報導,澄清必須要是脈絡式的說明。最後,要清楚說明界限。什麼事應該公開而什麼不能公開;什麼是目前已知的,而什麼是官方不知或待查證的。

      另外,司法主動溝通也應納入更多的公眾參與。因為公眾參與司法轉譯,可以創造更多的溝通方式。例如找圖文不符或台灣吧合作動畫,做司法小教室,介紹甚麼叫無罪推定原則、理解司法的十個原則等這些重要基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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